胡适全家，右起：胡适、次子胡思杜、妻子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是中共反右时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写得太犀利，可谓直击中共一党独裁的要害。据说，他的这篇文章，令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在文章中，他对共产党“党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共专政的本质。
一九四七年，国共刚刚开战，储安平分析共产党当时宣传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党主”，因为容不得任何异议，他预见到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可能荡然无存：“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储安平去世近五十年了，回头看看他往昔对中共的论断，真是非常到位。
储安平分析共产党当时宣传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党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看中国合成图）
那里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
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更是享誉中外。早年毛泽东给他写信都曾这样自称“你的学生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中共军队围困，中共的广播电台专门对他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长；还特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阻胡适。可是胡适毅然离开即将陷入中共之手的北京。胡适离开前，劝儿子胡思杜与他一起走，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为什么不愿在中共治下做官？胡适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的文章，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中共的态度。
他的儿子胡思杜没有随父一起离开大陆，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了，不但向组织上交了胡适留给他的财物，还发表了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对此，胡适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思杜追随中共，不管是真心还是被迫，最终也没有得到中共的认可。利用完了，就将他逼向了绝路。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他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因承受不了打击，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杀。
无疑，胡适非常明智，没有留在大陆。如果留在大陆，他的结果只有两条，要么是被折磨致死，要么是像郭沫若一样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一味附和中共，连自己的儿子被中共害死，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储安平也很有远识，可是明知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却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向中共的党魁提意见，这固然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骨，可是在中共治下，他也只能落个悲剧的下场。
蒋介石考察苏联三个月后因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共产邪恶主义看得最透的中国人当数蒋介石。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去前，蒋介石向往苏联俄共、迷恋共产主义。考察三个月后，蒋介石发生了根本转变。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写道：“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
蒋介石的感悟在今天看来可谓句句惊心，对中共近百年的暴行预见得毫厘不爽。就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的认识，才使得他与一切听命于苏维埃的中共展开殊死的搏斗。
被封存在巴黎银行的遗嘱
列宁老师：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更让世人惊异的是，曾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他可谓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也是列宁的导师，曾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过《共产党宣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被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了出来。这份遗嘱写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普列汉诺夫写完遗嘱后把它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一九九九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档案时，发现了它。巴黎银行按照信封上的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因为信上要求苏俄方面开启。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让今天的每一个人极为震惊，因为它太真实了，完全符合苏俄的历史。就是让今天的历史学家去总结也不过于此。遗嘱这样写着：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结语
从学界泰斗到异党的领袖，甚至连共产政权自己的创始人，都对共产邪恶政权有透彻的认识，真让人惊叹。上个世纪，共产邪恶政权像癌细胞般在世界上肆虐一个时期后，迅速走向崩溃。如今的共产邪恶政权也确实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崩溃可能就在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