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网络图片）
自延安整风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他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
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数据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份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练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暴动的历史阐述上：
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
1964年，周恩来在指导大歌舞《东方红》时，为了突出秋收起义的气质，指出“南昌暴动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暴动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暴动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
周恩来说的是：“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暴动，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毛、林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暴动，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暴动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