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邓小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胡耀邦出生在湖南浏阳，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多次揪斗，后被定为“三反分子”，下放到黄湖“五七”干校，被当时的军代表分配进行劳动改造。近日，有媒体披露，胡耀邦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及其晚年时，对中共生活会的“揭发批判”心存余悸和恐惧。
胡耀邦文革中的悲惨经历
据海外媒体报导，“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团中央受到冲击，胡耀邦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其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报导称，当时军代表把胡耀邦放在1连，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士兵，加强对其“三反分子”的“改造”。
据与胡耀邦在黄湖共事的人回忆，当时在黄湖，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有2000人，住房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官员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和浑身疼痛。这对于像胡耀邦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人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可想而知。胡耀邦对于军代表定性其为“三反分子”后，心里一直不服，他当时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要坚持劳动，每次外出劳动时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在“改造”期间，无论是运砖、拉石等体力活他都得干。据报导，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就多达7人。
当时的中共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三反分子”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年轻的“三反分子”，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相反，当时的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甚至还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打鸟、打鸭、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中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获“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
胡耀邦晚年时的恐惧
胡耀邦晚年，对中共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
胡耀邦最后一任政治秘书刘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披露，生活会后，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小平对他很冷淡。
文章称，胡耀邦在与刘崇文的日常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邓小平和陈云，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内心之恐惧感。
胡耀邦曾告诉刘崇文，有一次，他曾去拜访叶剑英，在他俩谈话时，叶剑英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胡耀邦并不急于谈他想谈的那些敏感问题。
1989年3月，胡耀邦到北京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刘崇文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
同时，胡耀邦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胡耀邦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
胡耀邦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胡耀邦离开了人世。
刘崇文认为：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有分析认为，胡耀邦晚年时的恐惧感，来自中共的内斗与批判的阴影。
从中共上台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饱受中共政治的迫害，很多人都没能逃脱中共的魔掌，对中共的政治运动产生了神经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