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树碑立传到挫骨扬灰——那个史上最传奇的乞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5月24日讯】(一) 传奇人生我们听说过很多。但有些传奇是可复制的，有些却不可再生，古往今来独此一人。
后人在评价武训先生的时候，往往说他是“千古第一奇丐”。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被树碑纪念，更在正史中有传记的乞丐。但“奇丐”这个词其实很不准确，连他的生前壮举都无法概括，更不要说他身后的腥风血雨，无辜骂名。
如果以如今的标准，毫不夸张的说，武训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即便放眼全世界的范围，至今也没有可以完全类比的人物。如果你要让我选择一个坚韧品德和伟大理想完美结合的例子，我选且只选武训。
但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奇丐”，却最终在中国被挫骨扬灰，举国唾弃。
(二)
武训原名武七，光绪年间山东堂邑县人。作为一个职业乞丐，他至死都是干这行。从21岁开始行乞，到59岁病故，所谓“叫花子”，他整整当了38年。
现实中很少见诸如武七这样，真正把行乞当做一份技术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迫于生活无着的无奈选择。
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光有形象还不行，他也卖艺。他特别擅长说唱，能根据现实环境，现编歌谣博人一笑。甚至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拿大顶等节目。为了让看客动恻隐之心，慷慨解囊，他甚至或给人当马骑，供人取乐，甚至吃粪便、砖瓦……
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他还会在行乞的间歇，去帮佣，打短工。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多挣钱。
正因为他这种要钱不要命，把所有人的尊严都抛之脑后的行乞，才使得在三十年的时间中，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
可一个叫花子，这么搏命攒钱，到底是为什么？
(三)
武七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排行老七。这种取名方式，一看就知道来自最底层。
武七幼年丧父，窘迫之下，只能和母亲一起艰难度日。15岁的时候，母亲托人给他找了份工，去馆陶县薛店的远房姨夫张变征家做长工。武七负责看果园、喂猪。张变征是个贡生，有点文化，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烂人一个。平时肆意欺辱打骂不说，还克扣工钱。他知道武七是文盲，就伪造了一份帐簿，骗武七签字画押。就这样，武七干了三年，工钱一分没拿到，反而在纸面上还欠了一屁股帐。争辩之下，武七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大病一场。
这场大病，彻底改变了武七的一生。
一般人受到如此不白之冤，难诉之苦，有人可能会怨愤难平，鱼死网破求报复；有人可能忍气吞声，好死不如赖活；也有极少极少极少堪称佛性之人，从此醍醐灌顶，由怨反而生出大慈悲，不救己而要去救人。
这种人，就是武七。他觉得被恶人所欺、所骗，皆因为自己不识字，没文化，痛感受教育的重要。痛定思痛，发大宏愿，要凑资助学。用他的唱词来说，就是“使他们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
可他一个家徒四壁的文盲，拿什么来凑？
(四)
21岁那年，武七决定以行乞为业，去实现自己那个说给谁谁都会笑话的梦想。为什么要用行乞这种方式？“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显然，再高尚的理由也难以装点要饭的落魄。
虽然武家处于最底层，但是要饭显然还是见不得人的丢脸事。特别是在身体健全，明明可以靠其他方式生活的情况下。所以武七的决定遭到了老母、兄弟、姐妹的一致反对。武七决心既下，一意孤行，导致“亲戚朋友断个净”。
为了躲开亲人的目光，在此后30多年的行乞生涯中，武七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诸省。和他在行乞中的小丑扮相完全不同的是，私底下他完全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钱财从不使用，即便是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他也设法卖掉换钱。他所有的理想都在简单的唱词中：“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由于他天天把“义学”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众人皆以为其疯魔，送绰号“义学症”。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理解。本地乡绅杨树芳在和武七交流后，被他的宏愿所感动，答应帮助武七存款、理财，帮他买田置地，放贷收利，使得武七的血汗所得不仅有了保障，还不断增值。
(五)
1888年，武七已经50岁。没有妻儿，孑然一身，行乞整整三十年。这个貌似小丑，吃剩饭，住破庙的老叫花子，名下实际上已经拥有田产230亩，资金3800两。这份财富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地主的体量。
垂涎这份财富的人不少，包括武七的亲戚们。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武七。
这一年，武七在乡绅的帮助下，终于迈出了实现理想的第一步。他耗尽积蓄，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学费全免，办学所需经费就从他置办的田产中支出。
“义学症”的大名终于开始口口传颂。三年后，附近馆陶县杨二庄的出家人了证和尚，听说了武七的故事，感慨其大慈悲，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份庙产捐出来，和武七一起创办了第二座义学——馆陶“杨二庄义塾”。
又三年后，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听到义学的故事，捐给武七200两银子。加上部分乡绅的资助，武七在临清县创办了第3所义学——御史巷义塾。
山东巡抚张曜为此特地召见武七，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以垂训世人之义，更名武训。上奏清廷后，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并因其自称“义学症”，清廷略加修改，赐给了“义学正”的名号。
(六)
1896年，59岁的武训患病，这个已经名震四方，身藏黄马褂的乞丐，还在成天想着攒钱办更多的义学。舍不得花钱吃药，结果病重不治。在他一手创建的御史巷义塾中撒手人寰。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学子、乡民倾巢出动，争相执绋送殡，人数多达五万。人山人海，哭声震天，自古国葬，未及于此。
1906年，清廷下诏国史馆为武训立传。山东巡抚衙门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民国政府为其塑像，并建造了“武公纪念堂”。武训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命名。后来的教育先行者陶行知、张伯苓等人皆受武训影响而兴学重教。中共的《新华日报》甚至在纪念武训特刊上称为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瑞典著名的平民教育家），甚至把堂邑县一度改名武训县。
可以毫不含糊的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出身底层、自己并没有从事教书育人的人，能够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和礼遇。而且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哪个社会阶层对武训及其义举的评价都是高度一致，真正的“零差评”。
但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么吊诡，武训的形象在1949年之后，遭遇了大逆转。
(七)
1950年10月，中国变天不久。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以武训的故事为蓝本，拍摄了电影《武训传》。饰演武训的就是著名演员赵丹。影片于1951年上映后，叫好又叫座，各地报刊纷纷刊文不吝赞美之词，几个月内发表相关评论文章200余篇，在全国文艺界形成一股武训热。
但形势却因为《人民日报》发表《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急转直下。这篇由毛氏亲自执笔的社论中，认为武训这种底层人物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不寻思革命翻身，反而帮助统治者助学育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对于号称建立新世界的领袖而言，出现一个在普世意义上超越自己的偶像——而且还是一个乞丐，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的逻辑，这是很难接受的。这样的动机让匪夷所思的批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当年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氏审定的长达4.5万字《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至此，《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该片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认的第一部“禁片”。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文革中武训被冠以“劳动人民的叛徒”等帽子，1966年夏天，山东冠县红卫兵砸开了武训的坟墓、捣毁了塑像，武训的棺椁被抬出游行示众，尸骨被红卫兵用锤子砸碎，最终连同棺木一起烧毁。千古奇丐，最终灰飞烟灭。
直到1985年，电影《武训传》被人民日报“平反”，但直到2012年，这部被禁55年电影才得以“内部上映”。以至于时至今日，武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符号。
(八)
女儿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给她讲武训的故事。还没上学的小姑娘还没听完就泪流满面。
我问，为什么会哭？女儿说，他太伟大了。
如果一个6岁的小姑娘可以感知伟大这个词的实际意义，那么我要深深的再为武训先生鞠躬致谢。虽然我知道这个国家很多人都是巨婴，还不如6岁的小姑娘。
如果要我用一个更为准确的词来形容武训先生，那就是“圣徒”。为了实现拯救世人的目标，完全可以抛开自身的安危、荣辱甚至性命。历史上很多人喊着神圣的口号，只是为了踏着无数人的尸骨，实现带血的私欲。但圣徒则不然。他始终胸怀世人，以爱而不是恨的方式，去践行自己的使命，播撒人性的光芒。
这样的人，不论他是在中国、日本、瑞士、欧洲还是名美国，也不管他是在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得到的定位，给予后人的启示，不会因愚昧的遮盖，而有任何不同。
所以如果你觉得中国人很卑劣，很无望的时候，你可以想想武训的神迹，他代表了这个民族大坚韧、大慈悲；如果你觉得中国人很厉害，很牛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武训的结局，他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真愚昧、真无耻。
我要用余世存先生的一段话来为此作结：“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