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台北市城中区的重庆南路，在清朝时期，北段称为府前街，南段称为文武街；日治时代，这北段与南段改称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华的街道”，当时有银行、书店、文房四宝、茶庄，一派优雅文气。而附近的衡阳路称为荣町通，是集吃喝玩乐于一处的天堂，林立着银楼、布庄、服饰、南北百货与餐厅。
重庆南路和衡阳路两处合并称为“台北银座”，是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红酒绿。
日治时期的一九一一年，台北连续两年经历台风、水灾，据说当时有三千多间街屋倒塌，总督府因此聘请建筑师野村一郎规画，改造台北银座市区，于次年开始整建成红砖巴洛克的连栋风格，本町通道路宽九．三公尺，并设计宽三．三公尺的骑楼，以利人车分流。
日本人依所拟定的台北都市计划，于一九一四年完成城墙拆除，并重新规画道路，于是从各地搭火车来到台北的人，一定会走经重庆南路。一九一五年，总督府为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而成立的“台湾书籍株式会社”，在重庆南路上的门市大楼开张，为“市区改正”的指标案例之一。
同年，日治时期最大的书店“新高堂”落成，是一栋位于重庆南路、衡阳路口三层楼高的仿巴洛克式红砖建筑，从一家兼卖文具的小书店，摇身变成明信片上的台北地标。它是战前台北的书店龙头，配合总督府的图书思想审查，独揽了日本内地图书、杂志、地图的经销权，更垄断了公小学校的教科书贩售，一九二○年代更大量引进世界各国的书籍。
新高堂书店（图片来源：书街旧事／时报出版提供）
东阳堂书店（图片来源：书街旧事／时报出版提供）
日治时期书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汉中街、长沙街一段附近)一带，根据《殖民地时代的旧书店》一书描述，当时新起町就有九家书店，如东阳堂、鹿子岛、岐阜屋、日台堂等，此外，台北银座的荣町一带则有文明堂、杉田书店等，加上后期大型书店兴起于本町通，在总督府周边缔造了浓厚的书香气息。
渐渐使民众养成阅读习惯，也创造了书街的人流。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员接收台湾之后，重庆南路的书店开始由国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并由卖日文书改为卖中文书。
当时“台湾书籍株式会社”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接收后，改组成“台湾书店”。“新高堂”则由当时的台北市长游弥坚结合台湾和中国人士成立“东方出版社”接手。另有一家日治时代的“太阳号书店”(重庆南路一段三十七号)，则由“商务印书馆”所取代，这家上海来的分店进驻后，很多上海人纷纷接续投资、经营书店，造就了上海帮掌控台湾文化出版事业的势力。
上海本来就是国际商埠，养成当地商人灵敏的嗅觉、独到的眼光、快狠准的手脚，加上具有足够财力，他们来台后，很快抢先在紧邻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购置房产，尤其是最靠近总督府与台湾银行的T字两条街：重庆南路与衡阳路一带。看准重庆南路上的往来人潮和书报摊商机，他们在此开出一家家书店，成为书街的先锋；而与重庆南路垂直的衡阳路，更因上海人进驻开银楼、百货店，被称为小上海商圈。
我的老板薛颂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随国民政府迁台的上海帮生意人。他们原本在上海开设布匹印染工厂，上海沦陷之前，当机立断结束事业，扶老携幼，全家十来口渡海到台北。变卖携带的大量黄金后，买下了重庆南路一段六十六号的三层楼房，并登记“国华书店”为事业基地，由薛颂留当董事长，弟弟薛瑜担任经理。
在百废待兴的光复时期，聚集知识与教育核心的书街，洋溢着台湾知识份子受到启蒙的求知光辉。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说大半生与书街共生、共荣。
商务印书馆早期图片（图片来源：书街旧事／时报出版提供）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是重庆南路书街的全盛时期，我当学徒的国华书店，在一九五六年，因业务扩大，更名为“大中国图书公司”，以出版、销售综合图书为主，成为战后书街的一哥。取名这个名字，多少象征了当时投机商人的意识型态。
记得那时书店里最畅销的书，是台大黄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纲》、《中国史大纲》、《中国通史》等。另有《大学入学指导》，当年大学的录取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一、二，这本书是年年考生的必备手册，可见其热销的情况。为了节省成本，除了特别的技术性书籍，皆为三十二开本，纸张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纸。
早年经营出版业或开书店算“文化事业”，营业登记的申请与审核条件虽然并不严苛，但一般人都觉得这是“读书人”的事业，或许也因儒家评论士、农、工、商的关系，大家对“士”有一种莫名的崇敬，难免敬而远之。二战后，台湾人刚刚脱离殖民身份，当时百业萧条、民生凋敝，生活求温饱都难，根本谈不上文化建设。直到国府接收台湾，随之而来的上海商贾进驻了最靠近政治中心(总统府)的重庆南路，独占了日本人遗留的、少有人知道的“金矿”营生。
随着台湾政局、经济逐渐稳定，社会大众渴求知识的极端反应，让政府放宽了出版业的法规限制。出版社如雨后春笋的成军，出版业从很保守、封闭到突然大跃进，很多书店的资深伙计离职自设门户，分食这块大饼。
当时的畅销书，文学作品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鹿桥的《未央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异域》、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龙应台的《野火集》、夏元瑜的《老生常谈》、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赵宁的《旅美散记》、白先勇的《台北人》，以及琼瑶的爱情小说(分前期在文化图书公司的百余种，与后期在皇冠出版的百余种)，还有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倪匡的推理小说，都是当年销售惊人、一印再印的“印钞书”。
至于最受欢迎的翻译书，有《咆哮山庄》、《简爱》、《西线无战事》、《小妇人》、《飘》、《基度山恩仇记》、《孤雏泪》；旧俄作家的小说更是风行，如《战争与和平》、《齐瓦哥医生》、《父与子》等。最长销的古典书则是《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七侠五义》、《封神榜》等。
另外，一般民众热衷于英语学习，英文文法书和英汉字典也是畅销的保证。文法书首推柯旗化的《新英文法》；字典有二十多个版本，如大陆书店的《大陆简明英汉辞典》、东华书局的《牛津英汉辞典》、附有录音带的《英语六百句》，销售量至少有十几万套。还有远东图书公司梁实秋的《远东英汉辞典》(大、中、小版本)。书街上，除一楼店面，二楼以上还有很多书店、出版社。内行的读者大多知道去哪里找他们需要的书籍：比如早期儿童书集中在东方出版社，后期则有儿童书店；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就到文化图书；较专业的书籍就到大中国图书；语文卡带到统一文化；考试图书有千华出版、五南出版；参考书有南一、翰林；中医有启业、瑞成出版；西医到和记出版；命理到集文、瑞成出版；音乐到大陆书店，美术到艺术家出版；法律到三民、五南，这两家当时都出版《六法全书》，每年有更新校订版，畅销又长销；建筑则是找茂荣、詹氏出版；电脑书有儒林、天龙；机械电子找全华出版；至于武术及其他杂类则到五洲出版。
其实店面卖书只是经营项目之一，自制的出版品才是开源主流，无论是学生的课外读物、辅助教材，还是文学、科学、史地、哲学等，都采用翻印或改写的方式，以慢慢取代大陆进口的书籍。可见重庆南路的上海帮，当时不但是进口书籍的总代理，更掌握了台湾人思想的动向。早期重庆南路上的书店几乎都兼营批发生意，因此，既是门市又是盘商，还做出版。一九四○年代以进口或翻印大陆书为主；一九五○年代则肩负政策性使命，以阐扬三民主义为任务；一九六○年代因应社会对知识的渴求，大量翻译西书和古书；进入一九七○年代，随着国民教育水准提升，出版成为新兴行业，进入全新的领域，印刷业也跟着突飞猛进。
“书街”除了毗邻绵延的门市，每一家店门口还有书报摊，他们在骑楼的廊柱由上而下，四面拉起绳索，挂满了书报，地面再用木板搭成围绕柱子的摆设“平台”(类似地摊)。所以，不熟门路的行人若没有注意看招牌，路过这个区域时就会坠入五里雾，眼花撩乱了。
最早，书报摊的主人多是大陆撤退来台的退伍军人，生活困顿的他们占地为王，抢到一根廊柱，摆些回收的破烂家伙就做起营生。由于重庆南路是旅客搭火车进台北城的必经之处，往来人潮多，所以书报摊生意兴隆。
重庆南路上的书报摊（图片来源：书街旧事／时报出版提供）
于是从重庆南路发源，书报摊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怀宁街、衡阳路、博爱路、成都路、峨嵋街、中华路、西宁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类风景，之后，公车售票亭也如此炮制，甚至卖爱国奖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由于书店没有贩卖报纸，书报摊纷纷与派报中心合作，成为最热腾腾的新闻供应站，清晨上架，午后换晚报，当年有《中央日报》、《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联合报》、《民生报》、《新生报》等；杂志有周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节则卖日历、月历、红包袋等。顾客买报时会随手带上一本杂志，书报摊就以报纸与杂志互相带动、创造业绩。报刊毕竟利润微薄，于是摊子开始摆出风渍书、旧书，又因这些风渍书必须花时间整理清洁，赚头少，还不如卖新书来得好，因此，出书量少、难与经销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与书报摊谈寄售(或称代售)，争取摆“平台”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沟通，以建立出版社、书报商、读者三赢的局面。
当时白手创业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书店当小学徒时，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创办人平鑫涛先生下班后，骑着生了锈的破旧脚踏车，到每个书报摊送书籍与杂志。
当时，书街周遭的书报摊就有两百多个，盛况比书店更胜一筹，更有多家专做书报摊生意的中盘商，早期有黎明书报社、中期有农学社、后期有日全书报社，后来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访的通路商。有段时期，连书店门市也必须依靠他们提供畅销品，厉害者一次可订下出版社的半数印量去发行，而且不退书。
出版社与书店的结帐，以三个月期票支付，而书报摊可以月结现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骑脚踏车沿街收帐的一人出版社老板。以打游击成军的书报摊突破自由竞争的瓶颈，创造了竞争力的奇迹。
诗人周梦蝶在武昌街一段五号“明星咖啡馆”门口摆设书报摊，比较特别，他没有卖书报，只陈列文学杂志以及诗人们的诗集，这里是作家、学生和读者经常流连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书街最美的文学地标。周梦蝶的书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持续二十一年，风雨无阻，直到他昏倒被送医为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够好的书报摊，只需要销售几本刊物，即有丰富的营收与利润，如《空中英语教室》，当时学英语是全民运动，几乎人手一册。国外的英文杂志如《TIME》、《Newsweek》、《读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财经杂志《财讯》也很拉风，文人刘少唐办的《传记文学》更是最受佳评的长销杂志。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为了管理，发起路边书报摊的牌照登记，没领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该摊位必须撤除。这一政令当然促使摊主与位置重新洗牌，手脚快或有关系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财神。
在党外抗争的年代，书报摊更是党外杂志流通的秘密基地，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累积了财富；有的则受牵连，卷入是非而坐牢。
但书报摊所带动的人潮对书店并没有关连，据我观察，书店与书报摊的读者完全是两群消费者，需要不同、思维不同，购买行为也有差异。面对门口书报摊的花样，向来配合政令、正经八百的书店，只能以“不屑与地摊文化互斗”的心态自我平衡，毕竟书是知识份子的粮食，不是叫卖的物品，买卖该维持基本礼仪，这是当时书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与美德。
对当时的读者而言，逛书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爱的书、需要的书，即使口袋空空，无法满载而归，也不会沮丧，书永远在那里等你翻阅，总是让人心情平静、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踏实，有着无所求的满足。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当年繁华一时的书街，让不少出版社、书店、中盘商、书报摊因书致富。只是没有人想到繁华也有落尽时，二○○○年之后，随网络兴起，颠覆了阅读习惯，也改变了生活节奏。重庆南路书街从极盛时代的一百多家，目前仅剩十来家，一些老牌书店陆续歇业，具有规模的正中书局、文化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不是搬迁就是改建成旅馆，仅剩少数几家大型书店与专门书店坚守本位，在时不我予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对书街具有标志性与意义性。
本文节录：《书街旧事：从府前街、本町通到重庆南路》一书
作者／黄开礼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岁时，正逢仓皇迁台之大陆政商贵胄抢进重庆南路，因缘际会进入上海人经营的书店当学徒。有幸参与并见证重南书街自百废待举至百花齐放的美好年代。个人从一无所有，到五十岁拥有门市大楼，至六十七岁结束事业，半生劳苦，因书而贵，与书街半世纪的兴衰同步。于是回忆旧时光，将书街荣华岁月化为文字，与读者同享。
作者／心岱
鹿港人。十七岁到台北求学，即以散文与小说的发表，成为知名作家。目前已出版著作六十多本。一九七四年，她投入人文与自然两大系列的报导文学，是台湾为环境保育与文化资产保存工作呼吁催生的第一代作家。曾蝉联两届时报文学奖首奖。一九九二年，担任“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二○○八年退休，回归专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