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流
铁流囚禁一年纪念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一、在劫难逃
1957年6月9日，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市报刋一批年轻的编辑、记者去参覌四川大学学生在鸣放中贴出的大字报和生物系女生冯元春的鸣放大会。
冯元春时年24岁，四川青神县人。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革命阶层，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组成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专老百姓的政，专全中国人民的政！这个特权阶层从不给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权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再有现在工人、农民比解放前还苦，工厂的利润共产党全搜刮去，地里产的粮食农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怒吼，会场乱成一团。我有点接受不了，认为太反动，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吴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继续往下说，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饶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毛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这不是毛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会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暗潮汹涌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已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因此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它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有赞成的鼓掌，有反对的吼叫，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在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却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却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后来，听说反右结束前，冯元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杀于四川南充监狱。其言行精神与林昭相似，是最早反对毛泽东恶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这样拉开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书长张静山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指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积极分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子大喊大叫大骂，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从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三、千人斗争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党办主任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跟着全报社人排队集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会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揭露丑化我的大字报和漫画，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横额：“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时，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牌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赏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两个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到散会前夕，张烈夫叫我上台表态。我走上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此时我已经飘然走下台，在一片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苦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无完卵
不久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邱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当年“皇军”“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其实完全是捏造，“捕风捉影”也还得有点风声或影子，而这些“反右积极分子”什么事实根据也没有，便可凭空捏造，诬人清白。
当杨蓓一看到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政治运动就可以这样以“革命”的名义，干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从不必担心会招来什么“名誉官司”之类的后果。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和”，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在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因他是解放前《工商导报》的总编辑，当然也被定为右派。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但不知我们可敬的肖大姐，在独守空房，更阑人静之际，是否也会感到一丝寂寞与无奈呢？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军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辑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幸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曹雪芹先生的两句诗：“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只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他人”就非“毛痿人”莫属了。
五、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监视我的“苍蝇”，每天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我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请你们告诉张秘书长，我问候他。”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邱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强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这里受到检验。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一切被亵渎，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囯家、民族全沉论堕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
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锋一转说：“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针。”他见我口风紧，只淡淡一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省委四级干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六、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所以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宪法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更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理论上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开创了国际玩笑的先河。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囯宪法”的，也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而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起来说“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已耄耋之年的老右们，仍然逆来顺受，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
我在我诗集《风波万里》扉页上写道：“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真正给予你儿孙自由与民主？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于是在1957年“十·一”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
我回到家里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鈡，妻坚持要送我。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
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鉄，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
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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