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外语专家毁掉一生
作者:王旭
发表:2015-03-05 00:45
一个完全在中共政权下成长的外语人才,从反右派到文革,却变成势不两立的反革命,他经历一党专制摧残,见证毛泽东独裁的血腥黑暗,至今还被监控。
戴传熹(1933-2014)是中共50年代少有的俄语人才。终于反右运动后成为异己。
采访:戴传熹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您五七年的经历。
戴传熹:我一九三三年出生,杭州市人。我的童年被日寇侵华所葬送。十四岁才开始读书,在杭州中文中学。当时我思想里埋下了两个仇恨:一个是侵华的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贪官污吏。因此四八年开始,接触到学校地下党,听到“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团结就是力量,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思想很快就赤化了。一九四九年九月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五○年,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干部学校。享受供给制待遇。当时学校全部是由俄罗斯人做老师的,所以我的俄语比较好,我提前毕业了,分配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复兴门外钓鱼台。任务是大量地翻译苏联的一些俄文资料,那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开始,我被一机部正式分配到“第七设计院”,为苏联专家日尔科夫斯基的工作、生活翻译,全职随身翻译,直到他回国。
一机部第七设计院的反右运动
采访:您怎样卷入整风反右的?
戴传熹:我的翻译任务完成得不错。领导因此让我脱产去学习德语,想继续培养我。就在这个时候,大约一九五六年,苏联召开二十大,出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紧跟着,毛泽东提出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设计院里大部分的中国专家都是一流的,都是有国外学历的。很多都是从美国、英国、德国回来的。包括钱学森等等,他们被分配在一机部,搞重工业嘛。我们设计院里主要是高压电器、电机、变压器等,集中不少专家。我记得有沈从荣(音)、李子白(音)。我仍然在苏联专家工作组。当时向苏联“一边倒”,因此是苏联专家说了算,中国专家都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他们刚回国来,是很慎重的,什么话都放在心里。而我呢,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一心感谢共产党。所以整风的时候我很积极发言。都是在公开会议上讲的。我对“大鸣大放”中一些对共产党的意见产生了共鸣。
采访:是些什么问题呢?
戴传熹:第一件就是“党天下”。我很了解,我们这个设计院的大小事情党委说了算,院长也是要听党委书记的,唯命是从。大小部门的头头都是党员。所以我也认为我们设计院里是“党天下”第二个就是阶级斗争。我就说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是我感到压抑的来源。第三个就是“党性”。我认为提倡党性恰恰是要毁灭人性。宣传“共产党员是以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就是强调党性,任何事情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不考虑共性,也不考虑人性,只考虑阶级性。我在工作上有这个感觉,便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一个团员要去香港一趟帮舅舅处理产业,不准去。他说“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同情他。还有一个例子,一次在天津,我们在上“小轿车”时,一个妇女向苏联专家乞讨。我顿时感到羞愧,但我们的保卫员魏华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那女的手拉开一甩,她几乎摔倒在地,她手抱一个孩子,另一个手牵个孩子。我当场就哭了,我受不了,我骂魏华春:“你这种做法是国民党,绝对不是共产党对待人民应该有的!”没想到他记在心上,向组织去汇报了。整风时还贴大字报,说戴传熹骂共产党跟国民党一样。
采访:还有什么问题?
戴传熹:还有,我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大鸣大放”当中呼声很高的意见。我很共鸣。比如说我们翻译工作组,领导也是党员,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他啥也不懂,他领导什么呢?所以我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隔靴搔痒”。即便是苏联专家,他仅仅是有“专业”,到我们这里变成一个“权威”了。日尔科夫斯基,我给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翻译,我最清楚他了。我们的专家只能听他的,不管他对还是错。比如说材料,有些东西必须用本国的东西,他非要引进国外的设备。当中国的专家有意见的时候,向党委汇报,中国专家就得检讨,动不动就扣帽子,不听苏联专家的?那就是反苏。很深地刺激了中国专家的自尊心。
我们党委里面有一个保卫科长,就是魏华春的顶头上司,是他贴出的大字报,说我骂共产党是国民党,说我反党,我就想回击他一下,说“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在设计院工作,99%的知识份子在设计院里面,要这么个外行干什么?”我把设计院大门口的邮箱拿进来,放在我们设计大楼的楼梯口,我在上面写明:像某某某,他在我们设计院里是没用的,他应该回到农村去,到生产大队去当个生产队长、当个党支部书记,在设计院里面是多余的。如果同意我意见,请投票——现在想起来,我那种做法太天真,甚至是狂妄,因为年轻。但我是真心的,不是反党,是帮助党。后来,又有一场闹剧,要我们帮助党兴起整风的高潮,我们开会动员,竟然说是反革命密谋!要在大会上“反戈一击”,我上台发言,又被轰下来,说我猖狂进攻。从此我就变成无法挽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文革中看透毛,和死刑犯同生死
采访:最后对你如何惩罚?
戴传熹:最后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是降职降薪,送锦州劳动改造,叫“辽宁省第七劳改支队”,改造。但我有工资的,五六年我的工资是七十六元,降职降薪以后只有三十六块,扣掉四十块。我在那里劳动改造。让我当组长。各地的都送来了,纯粹是知识份子。我在那里还是右派大组长,但是我从来不认罪,改造得一直不好。
七○年我的嘴更不老实,越改造我越反动。开始打成右派时,我还有点谴责自己。上面也跟我讲:“你犯了错误,虽然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我们还是了解你的,相信你好好改造马上就可以回来的。”但是后来在改造当中,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政策,我就发现了,他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他很虚伪,他除了压榨、欺诈以外就是忽悠,就是欺骗,所以我越来越看透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就感到过去受蒙蔽了。我深深感到,不是我变,我没有变。我不想参加这个党了,我也不想跟着他走。
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就已经到了看破的顶点,我的话恶也毒极了。例如我到新华书店,进去一看,全部都是毛泽东的书,大的、小的、精装本、粗印本,全是红的,没有别的书。我马上就说:“如果这样下去,将来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小孩子都不知道了。再这样下去,鱼在水里游、花之所以能开花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结果。”我从来没有喊过“毛泽东万岁”,我只张嘴巴,没有声音的,举手张嘴巴,但是我心里恨透他了。
采访:那么残酷的文革,你这样过得去吗?
戴传熹:是的,难过。我说绝不是“四人帮”,是“五人帮”。“四人帮”后面还有个人,没有这个人,这四个人不可能那么猖狂。我说恰恰是他自己,睡在旁边的就是江青。这几句话,再加上刘少奇、无法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么打下去了。这三项说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一贯站在右派立场,攻击社会主义,替刘少奇喊冤叫屈,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因为开过批斗刘少奇的会,我披麻带孝,穿了白衣裳,叫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实在受不了,一天分三组批斗我,连夜批斗,最后我承认“都是我说的”,因此判了十五年徒刑。
判徒刑的时候是七○年七一,在辽宁锦州火车站,我被押在解放牌汽车上,沿锦州市主要街道游斗,身上被绳子捆着,插上牌子,红笔打个叉,捆在车子上面,游斗了三个小时。到了终点站火车站,我跪在地上,宣判,死刑先判,无期徒刑的其次,最后是有期的,我在其中十五年。在批斗会上,我没戴眼镜,但是我看到左面的这个陌生人,他的名字刻在我心上永不会忘:马相冀。我看了他一眼,手镣脚铐——他是死刑。因为我从看守所里出来的时候知道了,戴着手铐、脚铐的是死刑,我没有戴手铐、脚铐,用麻绳捆着,是有期徒刑。我看到马相冀他的嘴巴边上、鼻子底下全是血,我也知道,那说明他是做过手术了,防止他喊口号。这是我难忘的亲身经历。
出来宣判的这天晚上,看守所的很多房间,关满了第二天要到法场火车站去宣判的囚徒。最后一个送来的已经九点钟了,就睡在我们旁边。我偷偷问他:“你哪里人?”他说:“我是锦西化工厂的,是无锡人。”我喂他吃了顿晚饭,不敢多讲话,喂饭是可以的。我吃完了以后,他被绑在那里,我喂他吃了顿饭。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问他:“你是什么事情?”他说:“我是死刑,肯定死刑。我拿毛泽东的语录擦屁股了,我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看他在动,我说:“我是不是帮你脱下裤子?你要不要解手?”他说:“算了,反正我明天死刑,我就拉在裤子里算了。”结果第二天我没看到他,他去哪里我不知道,我也看不着。但是我看到了马相冀。死刑,马相冀就被拖走了。最后我宣判徒刑,然后再回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蹲了两三天,送锦州监狱。于是我从右派又变成反革命。
八0年无罪释放留着尾巴入社会
采访:您什么时候得到平反?戴传熹:在监狱里关了九年半,一机部党委派专人找到锦州劳动改造的场所,去找我这个人,要把改正书递给我。这个人是个女的,姓蔡,蔡文静(蔡静兰),她是我们七院党委的。一机部成立一个右派改正小组,每个设计院的党委里面都出一个人。她把改正书亲自送到监狱里面,送给我。判我无罪释放,但是留了个尾巴,就是说我向党进攻、替刘少奇喊冤叫屈、攻击伟大领袖等等,不够判刑,无罪释放。监狱干部问我:“你有意见没有?”我说:“我有意见。”他说:“那你是出去呢,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可以上诉,如果你出去,那么你戴着这个尾巴。”我就跟他讲:“我出去,这个地方不是旅馆,我尽量早一点出去。我出去以后,会继续上诉。”直到八○年给我平反,无罪释放,我戴着尾巴回到社会,还是受歧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了得?谁都不敢要我、不敢靠近我,还是把我看作异类,所以我继续上诉。
一九八二年,我已经在杭州了,锦州监狱再次到杭州,向我宣告说,那个尾巴“如初认定,确实不当”。我反问他:“你们说‘不当’就是说我攻击伟大领袖是可以的了?”他说:“那没有,我没那么说,我只是说帮你留的那个尾巴——有损于领袖形象的话是非常错误的,留这么一句话非常错误,实属不当,给你取销,没有说你是可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从那以后,我才堂堂正正的,我是无罪无错。我的改正书,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都有证据,但是现在都无效。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有人对我还是歧视的,我的行动还是受监控的,我没有言论自由。谢谢你给我这么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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