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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09月12日讯】纺织女工工资比现在“农民工”高一万倍，那时，给地主做长工一年是一元大洋或者半元，而纺织女工工资有14元，为什么说是一万倍呢？因为，现在的城市鬼不做活要农民来做，且劳作强度远远超过民国时的纺织工，而工资却是不劳而获的城市鬼“下岗”者的十分之一，详情看下文：
“黄金十年”的民国什么样？
所谓的中华民国“黄金十年”指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到三十年代末约略十年左右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基本荡平了公开叛乱的军阀，国民政府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一时期的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大中华民国，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建设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跟列强比起来还是积贫积弱，但却是百年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第一次走上了宪政民主的普世大道。
我们看一个国家是否真的“富强”，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普通百姓包括最下层的百姓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个国家的权贵纸醉金迷，政权穷兵黩武，而百姓却民不聊生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民怨沸腾，那这个国家所谓的“富强”则是纸老虎，经不起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那么普通百姓在民国“黄金十年”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且不看国民党方面的说法，而是看看后来夺了国民党“天下”的共产党方面自己的文字，从中可以窥见彼时的情形。
在共产党有了拥兵自重的军队的所谓“南昌起义”前后，中国老百姓包括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依据有三，一是两位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二是毛泽东的“雄文”《寻乌调查》，透过这些共产党人无意间写就的文字发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向我们走来。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再看看号称“超英赶美”的今天的天朝，不要说小工，就是北京的白领们，您用一年的年薪买一寸的地我看看？您十年的年薪买一间房我瞧瞧？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当时的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的程度非现在的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人只要有兴趣再有一笔不大的钱，就可以办报办刊，就可以自由说话，所以那时的报刊也多，报刊多了，作家教授们的稿费也自然就多。专骂政府的鲁迅们仅靠稿费就可以在上海买房子买地仆役成群，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不需要在经济上看任何人的脸色儿。
万恶的“旧社会”？
在大陆官方的灌输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
虽然已经消失了一轮甲子，但最近大陆又开始流行一个时髦词：“民国范儿”，意指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无论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散发着一种当今大陆人所没有的高雅气质，令人向往。
国民政府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金陵沦陷为止，各方面建设发展被称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西方则誉为“黄金十年”（GoldenDecade）。
民国电影《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人物气质，还有那首被郎朗在白宫弹奏、据说是胡锦涛最喜欢的革命歌曲：1953年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陆著名画家陈丹青评论说：“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突飞猛进的黄金十年
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各省之间连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样。1928年民国统一度量衡时发现，吉林的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从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这南京十年里，中国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然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人口也奇迹般地出现了从1911年的4.1亿增加到1936年的5.3亿和1949年的5.4亿。
早在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一书，后来此书和《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在其指导下，民国政府很快带领中国人走上了黄金十年。
据统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亿3082万，到1920年，增加到1759家，资本总额5亿62万元。1914至1920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3.8％，特别是钢铁、采矿、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1931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交通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开辟了长1万5千多公里的12条航线。
有调查显示，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1934至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世界平均为163斤，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接轨。当时中国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
1927年至1936年间，电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1930年更裁撤全国厘金而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
黄金十年期间，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
1934年2月，蒋中正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
南京十年这段时间，国民政府首重教育，开始订定学校设备与课程标准，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致力扫除文盲。
眼见得一个迅速恢复生机的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就要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其速度之快超乎想像，以至于中国的两个恶邻寝良难安，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与侵略，这两个恶邻，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多说。我们重温“黄金十年”的大中华民国，意义重大，因为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我们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们有能力重归民国，相信未来吧，因为，没有哪一个强权，会永远阻挡一个民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