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杨浩综合报导】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近36件人事任命。这些任命案的通过，标志著中共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从而进入新的政治周期。对于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面对维持经济发展、治理贪腐、改革等多重挑战，有评论认为，当局必须遏制主导关键行业的国有企业，鼓励自由市场竞争，否则增长可能下跌到5%或更低；有媒体指出，改革红利促生的巨大利益集团却成了中国实施新一轮改革的实际阻力；有学者认为，贪腐已经让中国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当权者如不改革，民间就会发生革命或“文革”;更有专家指出，腐败是维持其权力的一种机制而非对其权力的威胁。
李克强：施政首要问题是稳定经济发展
李克强在刚刚结束的中共第十二届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共政府的三项任务，强调其施政的首要问题是稳定经济发展、控制通胀。
路透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尽管改革加反腐的口号成了中共新一届政府的主打牌，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馀年来，改革红利促生的巨大利益集团却成了中国实施新一轮改革的实际阻力。（网络图片）
美联社报导，中国目前正逢艰难的转型时期。曾带来数十年高增长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作为中共最高经济官员，李克强在保持增长强劲和提高收入方面面临政治上的重重挑战。
彭博社报导说，北京当局试图阻止去年下降到7.8%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上证综合指数2月6日已经从今年的最高峰下降6.7%，几乎抹去了2013年的所有涨幅。同时人们担忧货币收紧和遏制房地产将减缓增长。
《纽约时报》报导说，但是李克强继承的经济危情可能阻遏大胆的政策实施。这些危情包括房地产过热、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以及谨慎的低收入消费者不愿意支出，因此达不到长期健康增长需要的水平。
《纽约时报》还报导说，李克强承接了一个摇摇晃晃的经济，这可能使得政府无法专注于兑现清除污染和扩张城镇作为增长引擎的承诺。李克强已制定了以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计画。在擢升为总理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说更快更健全的城镇扩张将是重点。
美联社还报导说，改革者说共产党领导人必须遏制主导关键行业──从能源到电信到银行──的国有企业，并且鼓励自由市场竞争，否则增长可能下跌到5%或更低，提高失业和动荡的风险。
改革促生的利益集团是实施新改革实际阻力
李克强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还就记者们关注的如何深化改革问题表态。
《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在近两个小时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提到“改革”的次数多达29次。
报导并指，3月17日在回应关于机构改革难度的提问时，李克强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
路透社3月15日报导，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陈子明说，“我相信在这一届领导人当中，他（李克强）的改革意图是相当强烈的。”
曾任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认为，中国民间虽对新一届政府抱有期望，但由于“习、李”新政缺乏党政分开的体制性改革，李克强的施政方向也只能在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做些步骤性调整而已。
路透社18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尽管改革加反腐的口号成了中共新一届政府的主打牌，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馀年来，改革红利促生的巨大利益集团却成了中国实施新一轮改革的实际阻力。
在中共十八大结束后，相较于美国媒体聚焦政治经济，欧洲媒体更多的去看中国的人权状况与不民主社会，甚至认为北京当局根本没有意愿进行政治改革。
《新苏黎世报》在国际版上发表一篇报导指出，中国数十年里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缰绳，却未松反紧。同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前景，更为暗淡。
大陆作家杜导斌曾撰文分析，十八大之后，迫于国际国内情势当局有可能作出某种程度的改革，不过这种改革不大可能触动当前体制的根本框架。如有改革，也属于被动改革，可能是小幅改革。
贪腐致权贵或致革命
李克强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还就民间广为关注的贪腐问题表态，声称腐败与政府信誉水火不容。李克强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有效、有震慑力的反腐新机构，以使官员不敢、也不能贪污腐败。
法广报导，然而李克强并没有宣布将建立何样的反腐机制。但是，李克强详细阐明新政府将减少房地产投资、减少招待费用、减少出国考察、减少豪华公共汽车；批评不断的议题，李克强甚至还说愿意接受全体社会与媒体的监督。
《世界报》说，根据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潘鸣啸的分析，这里所说的接受人民监督，指的只是接受作为当局橱窗似的人大、特别是政协会议机构的监督，其实它们的功能却非常有限，也看不到任何表明媒体变得较为自由了的迹象。
美国之音报导，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3月18日在北京开幕。据网易财经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这个会上的发言记录，他说，经由贪腐这条渠道，中国财富进入了特权阶级的腰包，使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王建国教授表示，由于贪官长期存在，因此中国不可能有不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而由此引发的通胀，必然吞噬大量的民间财富。
王建国还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权力控制下的经济，这就造成了权钱交易、官员的贪污和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资源就流向哪里。同时，老百姓的收入低、房子被抢、福利低、环境差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都跟权贵资本主义直接相关。
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说：不管李克强内心对反腐的目标有多真诚，他的推动力都是很小的。他说的这些顶多只能拯救他一个人，对历史有个交代。
陈永苗指出，中国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无官不贪。他认为，中国高层如果不主动进行宪政改革，那么接下来中国的社会不是再来一场文革，就是爆发一场革命。
《大西洋》（The Atlantic）3月19日报导了一些《中参馆》（ChinaFile）的系列讨论。讨论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Andrew Nathan 对北京当局不能真正根除腐败原因解释说：腐败危害了党的统治，但是，任何严肃及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 独立的司法、新闻媒体自由，更别说在野党，同样会危害到党的统治。
他指出，一党制的政权，对其各个层面大权在握的官员们会产生诱惑，让他们滥用职权的速度超过有内部监管机制的制度。有机会运用不受制约的权力，或与能这么做的那些官员上床，对这一体制的成员及其支持者们是一大吸引力。事实上，这是它用来维持权力的一种机制，而非对其权力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