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具有多重政治意义。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就是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下一场革命的爆发机理。
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公开话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王岐山也竟然公开向学者推荐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举不仅推动更多人去想像中国的下一次大革命，而且也让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一百多年前法国发生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前，并无此种经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法国精英对大革命的到来毫无预见，也是促成这次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人对大革命全然不陌生。那为什么托克维尔的书还是让中国人浮想联翩呢？
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今日中国的社会构造和心理，与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已然有了更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独立个人意识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社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和上世纪初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中共在城市发动革命遭到失败，但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在农村竟然成功了。这得益于许多偶然因素，也极大地得益于中国有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历史传统。
不过，中国的革命派今天若想再次利用这个传统来发动下一场革命，已经不可能。这是因为农民造反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机会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割据，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已经让国家获得巨大优势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若没有外部力量支持，靠武装割据来获得革命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实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许多中国人早已不相信中国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中共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巨轮。而“南周事件”让我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独特的革命机制。当中国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靠著奴才哲学幸运地当上皇帝的胡锦涛并不这样想。他看到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在巡视地方时一再警告地方官说“会上山的！会上山的！”。意思是，中国的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上山造反。
但胡锦涛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他赋权与民，推动善治，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这说明一个做惯了奴才的人，就只有这点可怜的想像力。胡锦涛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当天下人都成了奴才，不就没人会造反了吗？
可悲的是，胡锦涛不懂得这个逻辑与人性不符。谁想把天下人都变成奴才，他其实就是在逼天下人造反。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在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中演化出了超过其他生物的合作能力。这种合作能力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天生具有感知正义和感知尊严的能力。这种感知能力的大小可能因人而异，比如胡锦涛就差一些。对个人来说，缺乏这种感知能力不一定无法生存，甚至还可能发达，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种感知能力，就必定要灭亡。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对不公平的反抗，为什么必然有人会为了维护尊严会而不惜生命。
为了不许革命，胡锦涛把本来就缺乏自组织能力的大陆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要竞相出卖良知、出卖尊严才能比别人过得好的社会。“南周事件”让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合作之痛，合作之难。处在下位的人饱受欺辱自不待言，那些身为宣传部高官的人又岂有幸福可言？元旦假日，下属们都在与家人团聚，自己还要苦思冥想修改社评，把字里行间的反抗火花一个个灭掉。用大陆高官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过去中国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搞了七十多年，物质和文化生活远比中国优越的苏联老大哥，竟然会在一夜间垮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Enough is enough!”，这种遍地都是奴才的社会，不仅会把人逼疯，也确实是能催生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