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门。图片来源：AFP
1989年6月4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涌入城市、结束学生领导的游行示威时，我正在北京。解放军使用坦克和自动武器杀害了许多人。从此以后这件事便留存在我心里。像许多外国记者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每年的6月4日作为一个纪念日，纪念人们如何铭记那终结了几周的骚乱、大规模抗议和高层政治闹剧的流血落幕，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寻求公开地纪念那些事件，以及政府如何直接地阻止纪念。
在1996年，我开始发现六四事件的纪念不再是强制的。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一个同学，她曾是1989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和她的交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们有其他的事情操心，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还要考虑七年后我会在哪里，而不是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她说。
从那时起，纪念的方式和途径普遍地少了些担忧与紧张。1999年和2009年十周年的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香港总会以守夜的方式纪念。当然，大陆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核心小组为了纪念、责任与赔偿，也坚持在压迫下进行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她们是由1989年镇压中受伤或者被杀学生的亲属组成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抹煞1989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成功。通过他们对媒体和教育资源几乎垄断的控制，以及他们对那些挑战关于历史事件官方版本的人的恐吓与打压，政府已经让故事褪去，比时间前进的速度更快。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强行遗忘将是痛苦的。
然而今年的纪念日表明，宣传部长没有成功使六四事件完全消失。尽管今年不是引人注目的十周年，23周年纪念日却在六四的相关新闻和纪念上有所上升。香港守夜吸引了数千人，在大陆的一些城市，试图纪念逝者的小型纪念活动也在增加（被迅速解散）。
鉴于前几天的周年纪念，网速由于过滤和监控的加强而变慢。不仅天安门广场，很多更远的地方都部署有大量警察。在我周日开车从天津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两个警察检查站。我也在周一看到警察紧张地在围观街头艺人的人群周围看守——离天安门15公里远。
奇怪的是，官方于昨日（指6月4日）屏蔽了对于“上海综合指数”这一术语的搜索。此事发生时，中国的主要股票交易指数当日下跌了64.89点。这一数字的于1989年6月4号（即“6/4/89”）的怪异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隐秘的纪念活动，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些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的人指出，当天开盘指数是2346.98，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所有当天最敏感数字的结合。
沉重的是，“天安门母亲”于五月下旬宣告，组织中一位73岁的名叫亚伟林（音）的男性，在地下车库上吊自杀了。他在绝望中死去，他22岁大的儿子亚爱国（音）在1989年被杀害，但一直没有得到死亡赔偿。据该组织消息，亚伟林是一名在健康时便退休的公务员，他“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抗议政府的暴行”。
6月1日，一位曾在1989年“学潮”中掌权的重要官员，公布了他对于这一事件的重新定性。陈希同当时是北京市市长，和其他人一样，他成为官方争论的代言人：抗议是被少数国外支持的“黑手”操纵的反革命阴谋；政府的反应是正确和必须的。
陈希同在1995年在一件巨大的腐败丑闻中失去权力，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无关。他在香港出版的新书中说到，六四事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悲剧。然而他承认，事情处理不当，在决策过程中他无能无力。暴力过后不到一个月，他成为大声宣读政府报告的人。在新出版的采访中他坚持说，声明中的每一个字——事实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别人写的，他没有选择，只能宣读。
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明显的事情：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六四运动，陈希同说，“它来源于顶层内部权力的争夺，并且导致了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至于今天，陈希同指出，最高领导人对1989年历史的决定仍在继续。他对过程的陈述高度利己，而且无法证实。即使如此，此类的暗示对于他现在的同事来说极其不受欢迎。今年年底，中国正在准备十年一次的领导人交接，这只船已经因为薄熙来的名誉扫地而摇摆。薄熙来曾是成为新一届领导人一员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现在他却处于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地带，他的妻子因为谋杀而被起诉，他的前任副手在绝望中冲进美国领事馆而涉嫌叛国。
关于天安门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的内部斗争，将可能会成为领导层想要克服的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陈希同的话是真的，他们迟早如此。陈预测，在政府撤销关于1989年信息的密级前，这仅仅是时间问题，撤销密级也对不同领导人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描述。用他的话说，“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平反。”
原文：《经济学人》Tiananmen after 23 years: Unfair and unjust Things
作者：T.P.
发表：2012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