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李大钊在狱中，留下《狱中供词》、《狱中自述》。《供词》和《自述》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也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没说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连的话。这是李大钊的办案人对报界所透露的，说“李无确供”。这很耐人寻味。
我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经对李大钊评价很高，因为我非常赞赏他被史界所称的道德品质。在中共的教育下，我很苦恼自己道德水准低。我拒绝入党，其实就是以此举向世人表明，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所以我很推崇李大钊。
这当然是被共产党的党史教育洗脑了，真把中共影视里的李大钊当真的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进入眼帘，我逐渐知道，早在1926年，段祺瑞政府就已经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命令通缉李大钊了。李大钊此后转入地下，秘密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移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之后入主北京的张作霖政府更是明确剿捕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人，明确通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邵飘萍、林白水等记者就因为主张共产暴乱学说被捕杀。现在看来这是爱我中华、护我中国的明智之举。
而李大钊就是一个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北方顶风作案的苏共间谍。自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他领导的北京共产党员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人，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同时，李大钊还遵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农村创建农民武装。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大胆派兵搜捕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机关和苏方人员共60余人。
这时候蒋公中正还没开始逐共清党以纯洁中国国民党，汪精卫还跟中共陈独秀和苏共鲍罗廷打得火热。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的地位，在北洋政府眼里还是中国人的组织。李大钊由此识时务地企望保命。所以他在狱中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大谈国民党，在《供词》、《自述》中亮国民党员的身份：“我在(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我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北方首领只我一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看来并不是个敢作敢当的人，当然可以说他是共工氏酋邦的嫡系传人：“任智刑以强霸”的功夫卓越，只是跟毛泽东、陈独秀等人“淫乐而祸乱天下”相比，还稍逊风骚。他当时在《自述》、《供词》中宣传国民党的左派观念：“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抵制列强之压迫”，“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拥护农工利益，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促进世界革命”等。1980年代我经常收听中华民国的台湾电台广播，听到的就是李大钊说的这些话语。
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帐下人才济济，办案人都很精明，以早已掌握的李大钊的言行判定李大钊是共产党员。尽管李大钊死不承认，但终究没能蒙混过关。4月28日，奉系军政府对李大钊进行军法会审，以“和苏俄里通外国”、“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处以绞刑，立即执行。
李大钊才38岁就死了，可谓短命鬼。李大钊其实并不贪生怕死，他想活，但眼见活不了，申请绞死自己。尊重李的意愿，政府专门为李买了绞刑架，由于此死刑是首次执行，绞了三次才完成死刑处决，却被中共解释为为了折磨李大钊。中共写历史如同喜爱浓妆的女人涂脂抹粉，全凭感觉。可李大钊这样的死法却也冥冥之中自见天意。共产党在其宣言中开门见山宣称是“幽灵”，马克思死后被安葬在撒旦教的英国墓地，毛泽东死后不能安放骨灰到八宝山，周恩来、邓小平被挫骨扬灰。联系这些事例，可见凡共产党的大首脑都不得好死，唯有脱党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等，还能死得稍微好些。李大钊很狡诈，但恶报丝毫不差。
李大钊被捕后，不以创立中共为荣，到死都坚守中国国民党员的身份，没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既见李大钊个人的狡诈，也由此可知中共的所谓英勇就义是宣传骗人。
李大钊死后被厚葬，牵头的蒋梦麟、胡适、周作人、傅斯年、梁漱溟、李四光、汪精卫、陈公博、戴季陶等20人，没有一个是李大钊同一营垒中人。这是真实的历史，中共影视和小说不会把这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我们。中共如同佛教所说的阿修罗，其思想言行没有人情味，跟天人道截然对立。这正对邪灵的本质。
中共也因为是邪灵而特别看重冤冤相报。公正判处李大钊死刑的中华民国法官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两年后处死。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人，还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华民国叛国罪死刑犯。看李大钊被捕后的蒙混和惨死，中共组织加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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