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香的认识进了一步，把香比喻为一种高尚、善美的品质。如《尚书》有“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语。《孔子家语·六本》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当时，人们开始重视香疗法，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日常的礼仪。如《礼记·内则》说：“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这里的容臭，即后世的香囊、荷包之属。朱熹解释说，佩带容臭，是为了接近尊敬的上辈时，避免自己身上有秽气触冒他们。又说：“妇人或赐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指出凡媳妇赐受白芷、佩兰等香药，每敬献给公婆。《大戴礼·夏小正》还有“五月蓄兰，为沐浴”的记载。可见当时佩带香囊，沐浴兰汤，互赠香品，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由于香疗法的应用，采收香药也是寻常的事情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不乏记述采掇香药的歌谣。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采葛》）。在另一部古籍《山海经》中，也有许多香疗法防病治病的记载。如“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佩之已厉”，又如“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指出佩带薰草，香似蘼芜，可以治疗皮肤病；佩带迷谷，能使人精神清爽而不迷。
在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名篇中，他用比拟的手法，以香草来歌颂忠贤，以莸草来痛斥奸邪，记载了许多香药，我们从中可借以了解战国时期人们应用香疗法的梗概。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指出当时人们披挂江离和白芷，佩带秋兰，采掇木兰和宿莽；也掇拾申椒和菌桂，并非只取蕙草和茝；既种植兰草和蕙草，又培育留夷和揭车。又如《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提到了用兰、蕙烹调肉，用桂和椒浸制酒、浆，用兰草、白芷制成香汤沐浴，用桂木做栋梁，用木兰做屋椽，用辛夷和白芷点缀门楣。可见当时人们种植香药，应用香疗、香品开始成为一种习俗。
战国时产生的我国医学第一部典籍《黄帝内经》，经过多人之手，总结了战国以前我国人民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医疗经验。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成就，确立了我国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成为祖国医学的基础。其中已经把香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人喜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火剂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这里提出了艾灸、薰燎等方法。又如《素问·奇病论》提出的因“数食甘美而多肥”所致的“脾瘅”病，“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这里的兰，即香药佩兰，又名兰草、都梁香。
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巩固，华夏大地的大统一，科学文化和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汉朝的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空前的中外文化大交融。当时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地的各种香药开始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的香药和香疗方法。例如班固给其弟班超的书信说：“窦侍中令载杂丝七百尺，市月氏马、苏合香”。可知当时香药是丝绸之路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汉朝《汉官曲制》还规定，“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含鸡舌香伏奏事”（蔡质《汉官仪》）。《香谱》载：“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洁，自合一香带之，武帝果悦”。当时始造博山香炉，盛行于世。刘向有《博山炉铭》：“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宫廷内，薰香、佩香、浴香等更是寻常。据《赵飞燕外传》记载，赵飞燕浴五蕴七香汤等。《太平御览》载有东汉秦嘉给妻子徐淑书信：“令种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去秽”；“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恶气”。诚如司马迁所说的“稻梁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史记·礼书》）。
1972年我国考古学界在长沙市东郊发掘了马王堆汉墓，该墓的年代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距今约2100多年。在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尸体手中握有两个薰囊（香囊），内装有药物。另外在槨箱中发现四个薰囊，六个绢袋，一个绣花枕和两个薰炉，也都装有药物。这些药物经有关部门研究鉴定为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等，都是香药。可知当时人们随身应用香囊、香枕、董炉等香疗方法来防治疾病，辟秽消毒，净洁环境已形成一种习俗。
产生于汉初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代以前乃至远古劳动人民同疾病斗争而积累的用药经验，为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有麝香、木香、桂、白芷、兰草、秦椒、杜若、蘼芜、泽兰等香药，如指出麝香能“辟恶气”，“除邪，不梦寤魇寐”。蘼芜主治“咳逆，定惊气，辟邪恶，除蛊毒鬼疰”，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
魏晋以来，香疗法应用已成风气。人们视香疗法为豪华的享受，香药也因此而十分珍贵。正如东晋葛洪所说，“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抱朴子》）。魏武帝曹操也是一位热衷香药的人，有令说：“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太平御览》）并常用蘼芜等作香衣之品（《广志》）。当时，迷迭香刚从大秦国经西域传入，宫中将它移植于庭院，魏文帝曹丕和陈王曹植，还专为迷迭香作过赋。他们之间，也常常互赠香品，或求索香药，如曹操曾给诸葛亮修书，并寄赠“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曹丕也曾派遣使臣修书向东吴孙权求索香药。
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首载有香身、香脂、涂发香泽和薰衣香等香疗处方。北魏之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论及香粉的制作法，“作香粉法，惟多著丁香于粉合中，自然芬芳”。南朝时范晔的《和香方》，可称为最早的香疗方法专集。其序说：“麝本多忌，过分即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薝糖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于外国，无取于中土。”除对传统香药的性能作了论述外，还介绍了多种国外传入的香药。陶弘景著《名医别录》，他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收集了汉晋以来民间的和外国传入的香药，如沉香、檀香、薰陆香、苏合香、薝糖香等。为香疗法的发展提供了药物学的依据。
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国家的统一，海陆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出现了封建文化鼎盛时期。当然，香疗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宫廷之内，王公贵族，抑或是民间都非常盛行。有宫室薰香，佩带香袋，衣服裛香，沐浴香汤，妆饰香膏，品饮香茶等各种香疗方法。隋炀帝杨广，更是穷奢极欲，滥用香品。如每年除夕之夜，殿前设火山数十座，每一山焚烧沉香木数车，再灌浇甲煎，火焰高数丈，香闻数里（《贞观纪闻》）。唐朝明皇时，宫内有沉香亭，明皇与贵妃在亭上赏木芍药，召李白制新词，李白有清平调三章。华清池温泉汤中，“叠香为方丈瀛洲”（《明皇杂录》）。杨国忠用沉香造阁，檀香做栏，以麝香乳香和泥粉饰墙壁，每到春天聚宾友在阁上赏木芍药（《天宝遗事》）。唐代每逢腊日，君王要赏赐臣下各种香药、香脂等香疗制品。如张九龄《谢赐香药面脂表》说：“某至宣敕冒赐臣裛衣香、面脂、小通中散等药，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云雨之泽，春入花门……”可知也是当时定制、风俗。
唐高祖时欧阳洵等编辑的我国最早的类书《艺文类聚》，其中辟有药香部，专收香药的典故资料。唐显庆四年，由政府主持修订的《新修本草》，以及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都增补了当时各地使用的和外国输入的香药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珣的《海药本草》。李珣，字德润，先祖波斯国人，随唐僖宗入蜀，是世代居住蜀中的土生波斯人，是唐末时的著名诗人，“所吟诗句，往往动人”，著有《琼瑶集》等。李珣又精通医学，其家庭经营香药为业，所以对外来药品的认识较深刻。他在《海药本草》中记述的绝大多数是从国外输入的药物，按我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论证。其中香药就达50余种，可以说是一本香药专集。从另一个侧面扩大了药物研究的范围和应用形式，进一步丰富了香疗法的内容。
隋唐之际，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收载了当时宫廷和民间的大量的香疗方法。他说：“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可见唐代香疗法的应用十分普遍。他又说：“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拥蔽圣人之意，甚可怪也”。（《千金翼方》）正如唐王建《宫词》诗：“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辟有面药方、薰衣浥香方、令身香方等专章，收录香疗法古方近百首。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也专立香疗1卷，辑有面膏、面脂、澡豆、手膏、薰衣湿香、裛衣干香等，内容十分丰富，可谓汇集了唐以前历代香疗法有效方法和经验。
唐代中外医药的交流更进一步发展，公元743年，高僧鉴真和尚率弟子东渡日本传授佛学医学，带去隋唐以前医籍和乳香、龙脑香等多种药物，为中日文化医药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丹波康赖编辑的《医心方》，也辟有“芳气方”一门，收录了隋唐时中国的著名香疗方。
宋代，香疗法达到了全盛时期。国家专设太医局、和剂局，组织汇编了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于中药成药的广泛流传，香疗法的普及，以及佛教、道教的盛行，且都用焚香来礼佛敬神，香药的用药数量大幅度地增加。同时，由于造船工业的发展和指南针的应用，海陆交通日益发达，促进了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公元971年，宋朝专置市舶司于广州，专管对外贸易，其中香药的进出口就占了首位。于是，出现了专事海外运输贸易香药的“香舶”。如1974年在福建泉洲湾发掘出土一艘完整的大型宋代沉船，就是著名的香舶。从船中取出的文物主要是香药，如龙涎香、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胡椒等。宋朝内廷设有香药库，“在移门外，凡28库。真宗御赐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御库初开处，充纫尤宜史笔书'”（《石林燕语》）。并设有库使、监员，及押送香药纲至内库的官员（《宋会要·职官》）。宋朝的税收，仅仅市舶司香药税率收入一项，从宋初的1600余万，至南宋淳熙末增至6000余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成为南宗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宋代李昉等编修的《太平御览》，也专辑有“香部”3卷，专论香药及其典故。《太平圣惠方》第40卷，有澡豆方、身体令香方，记录了多种香疗方法。《圣济总录》中的方剂，凡以香药作丸散汤剂之名甚丰，如以木香、丁香为丸散的方就多达上百首，分散在各门。《和剂局方》第10卷中，也收录了很多香茶、香汤和薰香的方剂。此书经过绍兴、宝兴、淳祐三朝的增订，而几乎是没有一方不用香药。如著名的苏合香丸、安息香丸、丁香丸、鸡舌香丸，沉香降气汤、龙脑饮子等，不胜枚举。此外，在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王硕的《易简方》、严用和的《济生方》等著名医家的方书中，也选用了大量的香药和香疗方。从而产生了“局方学派”，形成了喜用香药的局方用药倾向。
香疗的盛行，结果产生了许多香疗法专集。如洪刍的《香谱》、范成大的《桂海香志》、叶廷珪的《名香谱》，沈立之的《香谱》、武冈的《公库香谱》、张子敬的《续香谱》、颜持约的《香史》、陈敬的《新纂香谱》等。
金元时期，许国祯的《御药院方》，尚承《局方》之绪，凡以香药命名的方，亦比比皆是，如沉香丸、小沉香丸、沉香汤。并保存了大量古代香疗的宫廷秘方，如香汤方、香浴方、濑口香方。由于宋元以来，医药多依恃袭用《和剂局方》，滥用香燥的成药之风甚盛，也产生了许多弊端。故此，朱震亨特撰有《局方发挥》，主张合理应用香药、香品和局方成药，对滥用香燥之品和成药提出了批评。
元代的对外经济贸易中，香药仍是主要的商品。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说，欧洲人未到以前，香料交易全由中国人为主，中国人贩运此种香料于印度，重载而归。他说在马拉巴看到的大量的中国船只带有马拉巴所没有的许多药材和其他货物，经商人运往亚丁，再转运到亚历山大里亚等地。
明代，成祖朱棣以富厚的国库为后盾，为开拓海外航线，取得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于1405年起下令郑和组织庞大的宝船七下西洋，前往南洋、印度洋沿岸，以及波斯、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其中香药贸易仍是主要商品。明代的香疗法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朱（木肃）等编纂的现存最大的方书《普济方》，书中专辟有“诸汤香煎门”，辑录了明以前的经验良方，有香汤、香茶、薰香、焚香、香脂等各种香疗方法。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广搜博采，实地考查，总结整理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经验，新增了当时民间的和外来的药物300多种。收集采用了历代的和民间有效验方10000多个。其中收录香药近百种，分别归在芳草、香木二类中，详加考正阐述。此外，周嘉胄编纂的《香乘》，共28卷，穷搜遍辑，凡有关香药的名品、故实以及各种香疗方的修合，赏鉴诸法，旁征博引，各具始末。可以说集明代以前历代香疗法之大成。其他如龚廷贤的《寿世保元》中，也收载了许多香疗方。
清代康熙之时，陈梦雷等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集有香部4卷。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也辑有香疗方面的内容。现代陈可冀研究员主编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录有清宫医药档案中慈禧、光绪御用的香发方、香皂方、沤子方、香浴方和香丸方等多首。可以想见清宫中真是处处飘香。
通过曹雪芹的《红楼梦》，我们更可以从中详细了解清宫使用香药香疗法的情形。如第十八回描述贾元春省亲时的豪华场景，见大观园里“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一对对凤翣龙旌，雉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盂、拂尘等物……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当贾妃“进入行宫，只见庭燎烧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馥馨的名香奇芳，把整个场面渲染到繁华奢丽之极致。书中提到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便是一个名贵的香疗方，还有食用的玫瑰清露、木犀清露；日用的香囊、香串、香瓶、香珠、香鼎、薰炉等香疗制品和用具，可以说是古代应用香疗法的生动写照。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来的文化侵略，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摧残。当然，香疗法的研究和应用，也无例外地沦落到几乎是灰飞烟灭的境地了。
我国的香疗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代代相传，且每有发展，记载于历代典籍医著中，文献资料相当丰富，确是中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