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大都知道，任何一个体制内的活生生的人都要被纸和墨这两样死物质构成的档案一辈子牢牢地管着，由其决定命运起伏生死荣辱。这是国家、组织、政府、单位管理人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有力的一种手段。对不少人来说，档案是暗中的摄像头，是阳光下的哈哈镜，是一生顺风的通行证，是时时碰壁的判决书，是如影随形的鬼魅，是盘旋头顶的魔杖，是决定飞舞中的风筝起飞降落的那根细线，也是人生终了盖棺论定时再绘最后一次脸谱的五彩颜料。有多少成绩骄人的考生因档案中出身一栏的地富成份，还未进入考场就已注定等不来录取通知;有多少立志报国的青年因被人在档案中点了“眼药”，至死都不明白为何当兵无望招工无门。满腹经论的学者会因“反动思想”记录在档再不能发表一字论说，学有所成的专家可能会因“海外关系”一栏填了舅父的名字而被“控制使用”终生。长期分居的夫妻虽然单位同意调动但上一级组织不发档案只能隔山隔水苦苦相望，多年右派在改正时因档案中查不到原始处分文件只有哭笑不得悲叹造化弄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档案导演了人间多少悲情戏苦情戏？只有天晓得!
我第一次听说“档案”这个名词是在1960年读初二时。班主任刘某是个一贯以“党是伟大的，我是党派来的，不听我的话你们想想是啥性质？”对我们进行启发教导的青年教师。在因饥饿造成早操体育课都停下的情况下，我们班开荒种粮种菜的“勤工俭学”活动抓得格外紧，万一他觉得有不遂意的地方，就大讲特讲“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已书写的，都要记录在案的。”由此，我不仅是懂非懂地记住了那个有点哲理的“历史说”，也朦朦胧胧地想见到有一沓把我们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的”档案。(后话：刘老师不久下放到同一座县城的一所小学，两年后因奸污少女判刑八年，最后的消息是有同学说在他老家看见他拉板车。)
我第一次与档案的风险擦肩而过是文革初期省委工作组进校不久。一天，年长我三岁的好友李玉华同学抢着撕开了《湖北日报》寄给我的一个信函，以为是用稿通知，谁知，却是退稿。一篇是《清官总比贪官好》，为当时被臭骂为“封建专制社会忠实卫道士”的海瑞、包拯辩护;一篇是《“清清白白做人”没有错!》，针对把“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中女主角竺春花说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定性为“不要反对党的领导”进行争鸣。后文中自认为最有力最精釆的一句反驳词是：“在这些批判者眼中，难道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清清白白做人’吗？”当然，我的文章很幼稚，当然，人家也不是诚心搞“学术研究”。李友的一句“你咋写这样的文章？工作组发现了还得了？装入档案你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的呵斥使我心头直冒冷气。假如《湖北日报》象后来李九莲的军中男友一样径直把稿件转寄给校系党组织，假若李玉华为了立功直接向工作组告发，我会是啥下场？再假若《湖北日报》自己销毁而不退给我由我自己处理，我会不会在一次次“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中沉不住气而主动交待？都很难说。所以，我对那位(些)未曾谋面不知姓名的编辑同志至今心存感激，对李玉华同学仍然时时怀念!(他已去世八年，愿他在天国亦能感受我的心意。)当工作组很快狼狽不堪撤出校园之际，各系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烧“黑材料”活动，被整师生都怕这些材料装进档案成为一辈子压在头上的黑锅。如果那两篇稿子没到我手里，说不定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理所当然，这批师生以后率先当上了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造反派。
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档案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1967年，我班根据系里安排，“内查”旧社会曾任职“会计课长”的毛教授是怎样为反动政权效力、盘剥人民的？在面对面审讯时他一脸苦愁地说道：“你们以为‘课长’是多大个官呀？我哪有那大的权力”？“课长”是多大的官？我们也不懂。看到毛教授窘迫的样子，担任记录的我和主审的许君相视一笑，只好作罢。1968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后，立即掀起了更有威力的“清查”高潮，更多的档案转交给校、系两级专案班子。我校安然渡过造反、夺权，“三结合”阶段的老革命领导干部林校长终于抗不过“领导阶级”的施压，在一个黑夜卧轨自杀。据悉，自杀的原因，就是从档案中发现了他当过“工贼”的线索，逼他“坦白从宽”。这位惨死的没有民愤、和蔼可亲的校长文革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我第一次明明白白“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是大学毕业搞鉴定之时。在此之前，档案中的“历史”哪些是自己写的，没人知道。连高考成绩对自己也属“机密”，被组织上只记载在档案中秘而不宣。毕业鉴定分四大块：自我总结，自我鉴定，群众鉴定，组织鉴定。自我总结、自我鉴定都要在小组会上进行评议，否则无效。我在念完自我鉴定同学们还没开腔评议时，临场旁听的女教工易某某马上说，根据你的表现，不能写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句话。易某某文革前就是我班“政治辅导员”，(算班主任吧)文革初期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我班造反派得势后并没有像有些班那样搞清算，她一直当她的逍遥派，与我们班井水不犯河水。经过“一打三反”，她仿佛以胜利者的姿态又“重新杀回来了”!“对毛有感情”看似句套话，可在当年，写不写上却非同小可呀!心想，这个三十多岁白白胖胖貌似温柔的矮个子女人何以变成了一个心地歹毒的女巫？对她曾有的敬意顿时全无，当即脸红脖子粗地和她争执起来，并全然不顾造反派已整体倒霉的大局势，抢白她：“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当时整同学们的黑材料抓右派还有理了”？在相执不下的当儿，占领了我们班“上层建筑领域”的工宣队员老王闻声赶过来宣佈：“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是个非常高的标准，任何人都不能说做到了，这次自我鉴定，一律不要写上这句话!”不知老王的这个判断出自于上层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抑或是他个人看法，总之还算靠谱。连毛泽东几十年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一年后就弃他而去哩，何况跟他搭不上一句话、日子过得苦巴巴的臣民，咋会有那么丰富的感情花到他身上？虽然跟易教工战了个“平手”，但首次“自己亲自写历史”就出师不利的遭遇使我至今耿耿于怀。
正因为与档案的交结太深，前几天在毛泽东出生118周年的前后，当看到网上又一排爱毛颂毛颠覆人生记忆的恶浪涌现，不禁很自然地想到，“新中国”拿工资的人都有档案，甚至无业可就的大学生无处拿工资也有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好个吉祥的名字!)保管，拿国家行政二级工资(据毛说最高的行政一级工资让给了“先烈”)的“伟大领袖”是不是也有一套个人档案呢？如果他有档案，那么因定论不清争吵不休造成的种种麻烦混乱和群体分裂不会大大减轻吗？我们的社会岂不更加和谐？
比如：在开始参加革命的“招工”表上，他就如实填上他家的“成份”，很可能一时会遭到“全世界无产者”才夠资格“联合起来”的组织的拒绝。经此挫折，他在主政后一定会反感“血统论”，一定会不搞盛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和实际中对“黑五类子女”的歧视政策，落实挂在他巨幅画像旁边的那条大标语——“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那么，建设“新中国”的人气会更高，力量会更大，成就会更辉煌!
不知是好事多磨还是多难才能兴邦，人们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又发现，单纯的经济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畸型发展和繁荣，但由于毛留下的政治体制未根本触动，毛藐视法治的思想未予铲除，毛的专制思想及专制言行仍大有市场，毛的“大跃进”思维、大援外行为影响仍深，毛发动的文革没受到彻底清算等等原因，经济发展直朝权贵资本主义的歪路上滑去。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发展成果难以全民共享，社会矛盾日益加深，自然环境道德环境愈发恶化，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公正和谐仍然是夜空中需要人们仰望的星星。而极左派声声赞美文革、讴歌大救星、回归毛时代的喧噪又为凝聚人心推动中国走向进步平添了重重阻力。至此之际，我不由遐想，假若毛泽东也有一套象常人一样管理的档案，事情哪会这样麻烦!
假若毛泽东也象我们一样在档案中逐年记上所做的大事，随便说一件吧，1949年他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共计八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取消国民政府关于外蒙的不平等条约”(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之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及“承认”江东六十四屯、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第二条)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歌颂毛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攻击追求自由民主人士为“卖国贼”“带路党”的毛粉们再羞于出口。
假如毛泽东也象我们一样把重要言论记入档案中，仅只“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的一段话语，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爱国”、怎样被“历史选择”的;假若人们及时听到了“建政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这段“最高指示”，就会洞悉我们国家实现法治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艰难。
假若毛泽东也象我们一样在年终总结中及时总结教训，那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已造成险象环生之后，就不会再固执地开展反“右倾”运动，饿死的老百姓就不会有三千多万，毛的忠实拥趸也用不着在半个世纪后再煞费苦心地为之作无罪辩护。
假若毛做自我鉴定时也象我们一样要接受同事们的评议，那么他背着领导集体擅自支持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自由主义一定会在1966年底被揭发，他的秘书田家英就不会在对他提的三条意见未来得及说一个字就无奈自杀，三老四副正常的评议就不会当着什么“二月逆流”，林彪的一个寻常发言就不会被打成“反党纲领”，邓小平转交刘冰一纸建议的善举就不会再让他搞一场全国性的“批邓”，叶帅对文革全面的正义批判也用不着延迟到他死后，就不会有十年内乱十年倒退，毛左们也很可能无充分资料去论证“文革”的什么“正义”与“错试”、“启发”和“意义”!
……
总之，由于毛泽东没有档案，造成的空白、缺损、遗憾实在是太多了，简直是书不尽书！仅从毛泽东不设档案及只他一个人能拿稿费、生命终了还担任多项职务、他在困难年代的奢侈莱谱展览在韶山、他的豪华行宫遍及于国中、他的特制烟代号是132、他的专用瓷密码叫7501等等连官方也不掩盖的大量事实，就足以证明毛左们宣扬的毛不特权不腐败爱民亲民是多么自欺欺人!至于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毛拥毛还是欲图借尸还魂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也会细细掂量!
当然，毛泽东没有档案的损失也不是不可弥补的。当年少奇被剥夺了自写档案的权力、只能任由毛泽东指派手下在其历史上信笔涂鸦之时，曾愤懑而又自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毛泽东走进了历史，但历史还在延续，人民还在生存。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角度，跳出左右之争、党派之见的小圈子，用民主、科学、人权、法治的先进理念再次审视毛泽东的主要言行及其社会实践社会效果，为毛泽东补写一份档案。庶几，才可以补上毛泽东的人生缺憾，才可以统一认识凝聚人心，才可以端正改革开放的航向，才可以推动中国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我相信，曾提出“我死后，看你们咋办？”疑问的已故“领袖”若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博大”的胸怀“宽宏”的雅量，默认这个他无法看到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