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官员来说，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会不会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在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加入WTO十周年的高峰论坛上刚刚强调了改革开放的意义。
他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毫无疑问，展望未来十年，不会有任何人或机构推翻这个表态，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至少政府表态会如此。
但据我所知，中国的问题不都像说得那么简单。改革开放是政府推出的一种政策，所以也只有政府能定义什么是改革和开放。而中国政府在定义自己的政策时展示了罕见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此，倘若未来可预见的政府采用了“某某模式”，采取了某些在现在看来简直是告别改革的行动，那也不影响坚持改革这一基本原则。
当然，作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根本国策，经历过1989年考验的改革开放肯定不会轻易变动。但改革开放同时也是根据世界形势指定的外向国策，随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有趣的是，在中国极为重要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风暴，正在降临到改革开放头上——那就是欧元区濒临解体。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所说，由于欧元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成员国政府未能兑现其动听的承诺，曾被视为不堪设想，因而被人不屑一顾的欧元区解体这个构想，现已作为一种可能性得到各方公开的谈论。如果现在不能遏制欧洲债务危机，救助代价就可能开始扶摇直上，超出政界人士的掌控范围。
对欧元区来说，最好的结果无疑是各国达成共识，拯救欧元；差一点的结果将是稳定的分离，回到统一货币之前的共同体概念；但同样不能不谈的是，欧洲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在这场危机中跟欧元一起破产，从而造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西方的最大危机。
哪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也难以对这样的事情保持冷静。中国政府拥有据说价值达11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的各级官员对“赚钱”这一概念的敏感度高于外国同行。意大利的官员也许认为国家面临破产风险，或者干脆直接破产了都没有什么，但中国人理解的破产却似乎是失去一切财富和荣誉。
如果意大利脱离欧元区，靠大量印钱来偿还国债，那么不仅仅是官员，整个中国都会把意大利当成90年代初的俄罗斯，把欧盟解体和苏联解体当成一回事。占绝大多数并不太熟悉世界经济的官员将把这样的国家视为loser国家，对于往这个方向走感到恐惧。据我所知，这种看法在官员中绝非一种预言，而是早已流传开来的想法。如果欧元区解体得足够快，那么，中共在十八大之前就会把这一事件的检讨变为全党共识，而这对改革开放无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政治的改革上也一样。从我来中国的2003年直到去年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官方媒体不断鼓吹 “积极稳妥”推进政改。而在一年后的今天，大家已经看到“稳妥”到了“积极”的前面。我认为这与“茉莉花革命”不无相关。
中国官员在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一样，基本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中国既然会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抛弃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在欧洲出了问题之后，中国也完全可能会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终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欧元区解体的原因就是欧盟缺乏党的领导”，“意大利的悲剧根源在于对德国资本过于开放”。
这样的虚拟结论或许有些可笑，但从官员整体的利益上看，即使对欧元区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恐怕结论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政府支持改革的根本动机和他们做任何事的动机一样，来自于确保他们主导的体制稳定。而确保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外部的市场、投资和技术。
过去中国因融入世界而获得的奖品是WTO，它的意义正如胡锦涛主席前几天所说的那么重要。而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好像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能容纳这么多工业国，中美欧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凸显，WTO所代表的全球竞争被更加传统的地区竞争所取代。欧盟正在夺回自己对地中海和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和亚太国家谈论的合作框架是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环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人对此毫不热心——不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利益，而恰恰是因为一旦中国加入的话就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无论怎么改革，中国再也不会得到奖品了。
采取一些赤裸裸的保守措施反而有利于中国得到西方的认可。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原文，但华尔街的三大评级机构毫不介意中国政府真的这样做。评级机构给予中国相当高的主权信用等级，这意味着更多的外国投资和更容易发行国债。相反，如果中国购买大量希腊国债以支援欧洲，评级机构将毫不犹豫地降低中国的信用等级，就像他们把援助希腊的法国银行降级一样。完全独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评级机构只是越来越强大的跨国公司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必须与西方国家接近以换取跨国公司的进入，现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已经不需要考虑西方的国家意志。
假如欧元区的分裂在使中国在2012年告别改革，那么，从长期来看，改革会彻底地被“稳妥”吗？告别了改革的中国还能稳定吗？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回答。因为谁也说不清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开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先生作为总设计师所制定并推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是一种设计，它只规定了一个方向性的目标而已：在21世纪中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却没有规划好该怎么做到，只是让官员们摸着石头过河。人们甚至说不清改革开放目前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其本身的正确性，还是因为中共有强大无比的“好运气”。而运气，则是无法预测、评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