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舟曲县爆发中国近年来最惨烈泥石流灾难，三个村庄被吞没，三分之二的县城被浊水浸泡，数千人死亡与失踪。泥石流灾难背后，有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的影响，也跟人口密度增加、县城规划不合理有关，既有地质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八年，甘肃及深圳媒体两度警告该地危险，但言论不受重视，当局未建立预警及应急机制，终酿悲剧，事发后还将网上报道删掉。
这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惨烈的泥石流灾难：八月八日凌晨，甘肃省舟曲县，暴雨引致的泥石流吞没村庄、冲毁县城，死亡与失踪人数达数千人。
八月七日深夜十时左右，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袭击了甘肃省南部的小县城舟曲。暴雨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在舟曲县东北部的山区，雨量接近平时约三个月的总和。大约一小时后，县城北面的三眼峪、罗家峪发生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一路冲向县城。滚滚泥流席卷了房屋、树木、车辆等一切目所能及的物体，伴随隆隆巨响，不断翻过阻挡物，吞没了沿路的三个村庄（月圆村、三眼峪村、北街村），进而横穿整个县城，一直冲入白龙江。巨大的泥石流体阻断了江水，引发白龙江回水，江水又回淹进县城，至少三分之二的县城浸泡于浊水之中。
官方通报的灾情显示，此次罕见的泥石流整体长约五千米，平均宽三百米、厚五米，总体积七百五十万立方米，流经区域全部被夷为平地。
月圆村受灾最惨烈，整体被掩埋，三眼峪村和北街村也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周围的罗家峪村、春场等其它数个村庄也损毁严重。截止发稿，灾情还未能完全统计，现有官方数字显示，已确认死亡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失踪六百二十七人，重伤六十四人。
那个名唤月圆的村子，让到达现场的很多人难以释怀。村子背靠翠峰山、北山、东山，三眼峪水沟穿过，常年流着汩汩清水。流动的水被村民视为吉祥，所以村里房子多沿沟而建，一排排两层小楼，灾难到来之前，景致怡然。
然而这个深夜，水沟里席卷而来的是暴虐的泥石流。
在高处目睹了整个村庄被湮没的村民赵峰对媒体说，只用了几秒钟，这个有两千多人的村庄就不见了。许多村民都在熟睡中，轰隆隆的巨响里，甚至连惨叫都没有听见一声，就恢复平静了。第二天，远方的亲人从各地赶回来，在已经微微硬结的泥石流里，挖出的大多只是尸体。
八月九日下午，赶到现场的媒体记者王和岩描述，站在废墟上，就可以闻到尸体的臭味。“从现场情况来看，这里的救援生还几率太小了，和地震不同，泥石流掩埋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生存缝隙。”
截至发稿，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兵成功救出的人数是一千零四十三人。这个数字，从八月九日到八月十日，只增加了一个人。
从下雨到覆灭，一切都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发生。熟睡的人们还来不及醒来，已被泥沙和巨石掩埋；救援的队伍还来不及到达，伤亡已难以挽回；幸存的人们还来不及反应，脚下的地面已经被裹着房屋、尸体的厚厚泥沙堆起了两三层楼高，水也淹到了窗户边缘……
舟曲县属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民占居民的三分之一。当地的僧侣也组织起来，为在泥石流中遇难的群众祈祷。他们来自宾格寺、黑峪寺、八棱寺、吾别寺。
八月八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身影出现在舟曲县城。八月九日上午，他再次跋涉至此次泥石流的罪魁之地三眼峪，并探望了受伤的灾民。
据王和岩说，前往灾区的道路非常难行，“路整个被增高两三米，到处都是泥和巨大的石头，还有歪斜或者倒塌的房屋。从县城东北走到位于中心的县委县政府，平时十几分钟的路，现在要走一个多小时，连走带爬”。
灾难已然发生，危险仍未消除。由于泥石流冲入白龙江，形成江水回淹的堰塞湖会给白龙江下游的舟曲县以及陇南市造成巨大安全隐患，除了救人之外，现场救援最大的任务便是疏通堰塞湖。八月九日下午至八月十日，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团在对舟曲泄洪口实施了至少八次定点爆破。但甘肃省水利厅厅长魏宝君介绍说，堰塞湖的疏导进展不大。需调拨高压水枪彻底冲洗淤泥，才可能有阶段性成果。
八月九日晚上开始，据现场消息，大部分居民已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或附近亲属家，舟曲县城里除了救援部队和媒体记者，已经没有什么人。未来几日的天气预报显示，舟曲可能还将面临三次左右的降雨，专家特别警示，由于灾区已经堆积了大量的泥石流堆积物，如果遭遇强降雨，还有再次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
舟曲，藏语意指白龙江，是个因水得名的县城。白龙江、拱坝河、博峪河三条水系在舟曲境内有四十多条支流，加之遍布高山峡谷，又地处白龙江断裂带，舟曲的地质环境一直都相当脆弱。
去过舟曲的人，都难忘那里的地名：锁儿头、泄流坡、三眼峪、罗家峪、谢家坡……它们正是一些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危险滑坡地带。洪水、小型山体滑坡、泥石流，在山高沟险的舟曲县，并不算新鲜事。甘肃省地质灾害研究所所长王得楷向亚洲周刊介绍，过去一百年间就在这里发生过九次白龙江被堵的地质灾害。
上世纪八十年代，舟曲被国家定为泥石流易爆发区；二零零三年，被地矿部门认定为中国三个典型地质灾害高发区之一。
二零零五年，甘肃媒体《兰州晨报》曾有环境报道对舟曲的地质灾害隐患提出系统警示。记者写下这样的观察：“这里的山体常年蠕动，土质像豆腐一样松软，不断有碎土块从山上滑落下来。省道三一三线从坡前穿过，过往车辆路过此处时全部加速行驶，一刻也不敢停留。县上有关领导告诉记者，此处每天都有大量的碎土块滑落在路面上，每天早晨都要用推土机清理路面。”
这篇报道中称：到二零零五年，舟曲县已有滑坡隐患点四十三处，泥石流灾害隐患点八十六处，遍布全县二十二个乡的一百一十六个村社，而舟曲城区则是滑坡与泥石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仅两河口至县城十七公里的路段两侧就分布着十三处灾害性滑坡、十二条灾害性泥石流沟道，“寨子沟、硝水沟、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等高频泥石流沟直接威胁着县城的安全”。
三眼峪沟，就是这次酿成数千人伤亡的特大泥石流的发源。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龙门山断裂带的强烈活动震碎了四川，距离震中汶川县直线距离仅两百多公里的甘肃省舟曲县，也是甘南的重灾区。当时，舟曲录的震级有里氏七点五级，强震后，舟曲境内外发生了六十三处山体滑坡。
王得楷向亚洲周刊介绍：“舟曲县地处白龙江断裂带，历经几次造山运动，山体原本就比较破碎。五一二地震后，这里的山体松动得厉害，岩体更加破碎，滑坡的情况很多，一下雨，洪水冲下滑坡就形成泥石流。”
地震后，舟曲的地质险情也引起了甘肃乃至全国地质专家的警惕。
北京国土资源局的调查组在舟曲全境的排查发现，全县的滑坡隐患点已经增加到六十多处。震后山体被震松，而且震后比震前滑坡的位移速度多五倍，如遇大雨或暴雨，发生山体塌陷和大型泥石流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灾区重建方案中，地质灾害治理，一直是舟曲重建的重点。
深圳是援建甘肃省舟曲县的对口城市。在二零零八年接受《深圳特区报》访问时，舟曲县县长迭目江腾早已意识到地质灾害的巨大风险，但他为重建规划无法落实叫苦不已：“甘南灾后重建，最缺的有两样，一是资金，二是水土治理的专家”。他表示，舟曲一边在积极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商谈白龙江上游水土治理与生态保护的项目，希望从长远上稳固这里的水土保持，另一边，也希望将处于危险边坡的村庄整体迁出，但数千万的安置费用，数亿元的倒塌危房重建，和复杂的移民工作，让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上。
泥石流不是从天而降，预警从未停歇，地震之后，那警笛长鸣摧人心肺，似乎所有人都已经感觉到危险了，可脆弱而贫瘠的舟曲县，就是无力面对。
宣传系统下达禁令
舟曲泥石流灾难发生后，二零零五年《兰州晨报》关于舟曲地质隐患的报道和零八年《深圳特区报》关于舟曲震后地质险境的报道立刻引起舆论关注。然而，仅仅流传一天之后，这两篇报道就在各大网站被强制?除。而且，截至发稿，宣传系统连下禁令，要求各媒体从舟曲撤回记者，一律使用新华社通稿。
除了为舟曲预警外，两篇报道还涉及大量舟曲地质脆弱背后的人为因素，尤其是《兰州晨报》的报道，提到舟曲自五十年代以降毁灭性砍伐森林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以及九十年代之后随着西部开发的经济需要，人为工程也部分加剧了地质环境的脆弱这些基本事实。舆论界人士分析，天灾背后是否有人祸成分？——这样的提问，恰恰是灾难之后官方希望竭力回避的视角。
八月九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抢险救灾会议上，将舟曲泥石流灾害归结为五点原因，这被视为官方定调：第一是地质地貌原因；第二是两年前的四川地震震松了山体；第三是气象原因，今年长时间的干旱使岩体、土体收缩，裂缝暴露，形成地质隐患；第四是瞬时的暴雨和强降雨；第五是地质灾害自由的特征，“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破坏性强。今年国内发生的地质灾害有三分之一是监控点以外发生的，隐蔽性很强，难以排查出来。所以一旦成灾，损失很大。”
言之科学，但难以说服所有人，仍有质问不断：天灾背后，有没有人为因素？
第一个问题是泥石流能不能预警？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对亚洲周刊说：“泥石流预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般降雨气象部门是可以准确预测的，当地地质部门有过去数据积累，应该很清楚降雨量与泥石流之间的关系。即使突发的大型降雨无法准确预报，从开始降雨，到泥石流发生，中间还是有时间，可以发出警戒的。”
范说晓：“舟曲这次泥石流，最初报的是十点开始降雨，十二点泥石流下来，这中间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能有警报，是能减少生命损失的。”但他也表示，这和是否有相关的应急预案，是否有避难所，是否有一整套的避难机制有关，舟曲这样的重点地质灾害区，理应有，但这样的小镇却往往欠缺这一规划。
有意思的是，国家通讯社最早发出的消息是“夜晚十点当地开始降雨”，而灾难发生第二天晚上，救灾指挥部发出的消息却改成了“十一点开始降雨”，推迟了一小时。范晓对这个变化感到迷惑：“降雨时间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改这个时间。”
另一备受舆论关注的是当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是否可能加剧了地质灾害？
舟曲地处陇南，气候不同于西北黄土高原，温暖潮湿，有“陇上小江南”之美称，历史上也是森林茂密之地。然而，大跃进时期开始对森林毁灭式砍伐，让这里的绿色迅速消失。据统计，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一九九零年，当地累计采伐森林一百八十九点七五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十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
据统计，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白龙江流域生态环境发生恶性变化，全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一千两百四十五平方公里(一百八十六点七五万亩)，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其中耕地流失面积八点一八万亩。
舟曲县县长迭目江腾曾向媒体叫苦：“我们舟曲过去为国家贡献了上百亿立方的木材，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现在，失去植被的山体逐渐风化流失，每遇狂风暴雨就会出现泥石流甚至塌方。
一九八一年，在舟曲通往陇南的白龙江上曾出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山体塌方，垮塌的山体将白龙江拦腰截断，高峡平湖在一夜间出现，直接威胁上游舟曲县城和下游的武都县城。当时军方出动飞机，配合地面的疏通导流，将淤塞的堤坝炸毁，才使白龙江洪峰顺利下泄。这次山体塌方形成了今天的“泄流坡”。如何整治像泄流坡一样的滑坡地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难题。
但是，对甘南地区白龙江流域做过多年实地调查的甘肃省地址灾害研究所所长王得楷对植被破坏加剧地质灾难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对一个地区，地质因素相对于植被的因素来说要强得多，植被是软影响，地质因素是硬影响。”在学术界，植被对地质灾害的影响一直存有争议，王得楷说：“如果硬说森林茂密，其实森林茂密对岩石也会产生破坏作用，生物风化的力量可能把岩石崩裂，使岩石疏松，在舟曲这样的滑坡地区，低矮的草灌可能更有利于水土保持。”
他也同时提出，治理滑坡和水土保持并不是一个概念，“水土流失是浅层次地质现象。水土保持相对来说是软性的，滑坡则需要硬性加固”。所以，尽管过去甘肃省在水土保持已经投入数千万元，但想对于治理滑坡来说，这仍然是杯水车薪。
地质专家杨勇、范晓以及德国水利专家王维洛都指出，白龙江的梯级开发和过度开发水电项目，也可能是地质灾害生成的隐患。“舟曲县境内的水电开发项目多达四十余个，已经建成的有巴藏水电站等十五座水电站，还有虎家崖等十四座水电站在建”。王维洛认为，“建设水电站壅高水位，容易引起河道里两岸的山坡发生滑坡和泥沙流。建设水电站所开挖的土石方回填山沟，又为滑坡和泥沙流提供了充分的松散的物质材料”。
王得楷也承认有人为因素加剧了地质灾难，但他认为修路、水电开发影响都不大，最大的影响因素是人口密度增加、县城扩张、选址不当，令当地的地质环境不堪重负，亦令灾难发生时根本难以逃生。
舟曲县城总人口十三万五千人，居住密度居甘肃各县之首，几乎与省城兰州相当。而舟曲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就住在过去的泥石流堆积扇上。王得楷说：“舟曲县城，过去被泥石流湮没了好多次，都是淹没区。人口密度增加以后，没地方盖房子了，也没科学规划，人们也不知道，好多人都住在危险区。”
兰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怀录也对媒体表示，应对地质灾害，舟曲县城的最佳方案只有搬迁，“当地的恶劣地质条件，即使做好了防治措施，也很难阻挡大规模的泥石流爆发。因此，最佳方案还是搬迁”。
巨资治理，还是巨资移民？专家的建议并没有被及时采纳，因为无论哪一项，对西部山区的落后县城舟曲来说，似乎都是天大的难题。明知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仍坐等灾难降临，这恐怕正是舟曲泥石流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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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警惕下一个舟曲
张洁平
在中国西部已经查明受泥石流危害或威胁的小城镇，有一百三十一个，与舟曲、北川等地一样，明知威胁，但无力治理与搬迁，有可能出现惨烈悲剧。人口膨胀的小城镇急需加强规划，建立防灾减灾机制。
北川、舟曲，青山秀水的美丽地名，让人记住的却是深重灾难。把最美的东西毁坏给人看，最惨烈的悲剧，莫过于此。
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县城北川，小地震频频发生，三面环山的险境，曾让当地政府担心遭遇大地震或滑坡带来的“包饺子”惨剧，半个世纪来曾三度动议迁城，终未成行。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八级大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十万人的县城。
在泥石流堆积扇上聚集起的舟曲县城，处处是高山峡谷，县城被四个滑坡地段和四个泥石流沟分割包围，小型泥石流灾害在县城历史屡见不鲜，地质专家不断建议治理或搬迁，捉襟见肘的政府未及采纳，没顶之灾便真的到来。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凌晨的泥石流，吞没了舟曲至少三个村庄，毁坏了三分之二的县城。
北川死亡近两万人，舟曲死亡及失踪人数已经逼近两千。
在中国，占国土面积七成的广袤山区内，像北川、舟曲这样的小型城镇，或是如舟曲县月圆村这样建在了地质重度危险区的村庄，绝对不是特例。
高山深谷、地震带、泥石流……这是许多山区城镇习以为常的威胁。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浪潮，人口增长、城镇扩张、过度开发、乃至毁坏生态环境的情况在中国也几乎成了常态。治理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暴露在灾难隐患面前的小城镇，又往往经济落后，建筑脆弱，防灾机制几近空白。
根据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数据，在中国西部已经查明受泥石流危害或者威胁的城镇有一百三十一个，其中甘肃有四十五个，四川三十四个，云南二十三个，西藏十三个。除此之外，近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八百个左右），那么，还有多少城镇如北川、舟曲一样，选址在危卵之地，人口密度膨胀，又没充分的防灾应急机制？一旦灾难降临，生命只得任天宰割？
四川南坪是九寨沟县县城所在地，受关庙沟、水泉沟和拨拉沟泥石流的危害，两百多年前曾被泥石流灭县，县城搬迁至此，但仍处于泥石流危险区。一九八四年三条沟同时暴发大规模泥石流，死伤惨重。
甘肃天水市南北两侧有二十多条泥石流沟谷，主要市区、工业区和人口密集区都坐落在泥石流洪积扇上。泥石流沟道穿越市区、工厂，而且不少沟床比城市区海拔更高，形成“水比城高”的危险局面。历史上，曾发生过二十多次湮没城市的泥石流灾难。
……个案不胜枚举。西南科技大学教授陈廷方在一篇名为《山区城镇规划与泥石流灾害》的论文中，援引不完全统计称，四九年以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县级及以上城镇因泥石流致死的人数近四千一百人。当然，不包括此次舟曲的遇难者。
如果不能从灾难里汲取足够的教训，系统规划小城镇防灾减灾机制，一个最不该问，又不得不问的问题是：谁会是下一个舟曲？
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看来，舟曲泥石流灾难最令人痛惜的地方，就是事前缺少相应的评估和规划，几个遭遇了灭顶之灾的村庄，甚至就建在了泥石流通道上。
城镇建设规划混乱
“这样的重度危险地区，是完全不适宜建筑的”，他向亚洲周刊解释说：“舟曲并非完全选址错误，这是一个历史古城，但近年城镇扩展比较厉害，政府总是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缺少充分的评估和规划，城镇扩展时必然会占用本身并不适合使用的用地。”“如果有规划，至少在这几条沟通过的县城的区域，两侧一定范围之内是不能建的，还要把安全区考虑到，这个是不能修房子的。其它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采取一定的工程防护措施就可以居住，但前提是，必须做很好的评估，哪些可以避开，哪些可以治理。”
范晓同时也承认，在中国许多与舟曲面对类似问题的小城镇，建设时的评估和规划，建设后的跟进调查，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
陈廷方在《山区城镇规划与泥石流灾害》一文中，也点出中国山区城镇规划的几大积弊：首先，许多山区城镇根本不存在规划，行洪区和泥石流危险区都没有标注，“许多建筑物挤占河道，甚至直接建在泥石流通道上，缩小了行洪断面，严重影响了城市防洪和泥石流减灾”；其次，泥石流减灾工程设防标准低，往往按照“二十年一遇”设计、“五十年一遇”校核，只有个别采用“五十年一遇”设计、“一百年一遇”校核，而极端气象增多，城镇人口扩张，这一标准已经明显偏低。另外，泥石流减灾工程设计不合理也是多见的隐患。
陈廷方指出，对泥石流灾害而言，划分危险区，避免在重度危险区内修建筑物，避开泥石流主要通道，将重度危险区内居民及时迁出，这都是为避免惨剧，老城镇改造时应该尽量做到的。
舟曲不是没想过搬迁。五一二地震后，在对舟曲地质情况多番考察后，来自北京的调查队和兰州大学的专家都曾经建议舟曲搬迁。
对舟曲政府来说，这显得困难重重：藏民占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居住在山上，有林地资源，以种植果树为生，让他们搬离故土，生活会非常艰难；而数千万上亿元的搬迁成本、安置费用，小小舟曲县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二零零八年舟曲县全年的财政收入是两千多万元；再者说，测绘面积仅四平方公里的舟曲县，还能往哪里搬呢？零八年，舟曲曾提出折衷方案：建“城东新区”，逐步将县城中心东移。
两年以前，在大地震中丧生近两万人的北川，也不是没想过搬迁。根据《南方周末》的《北川县城迁址考》：北川曾三度计划将老县城迁址，因主事者调走、政治运动、或新址无法达成共识，屡屡流产。
在灾难未发生前，仅凭“灾难风险”要搬迁一座县城，无论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居民的角度，涉及各方权利的巨大工程，经济和社会成本都十分巨大。
陇南搬迁引发骚乱
舟曲泥石流后，专家几度警告，如果堰塞湖不能及时疏通，如果再降暴雨，洪水及泥石流便可能一直涌进附近的陇南市武都区。
武都区是陇南市的行政中心，两年前的大地震后，经地质专家调研，认为该地不适宜人口密集聚集，陇南曾酝酿过一次行政中心搬迁，从带状河谷地貌、存在泥石流及堰塞湖风险的武都，搬去位于“成徽盆地”、地势平整的成县。
但零八年十一月这一次陇南行政中心的搬迁计划，引起部分陇南人激烈抗议，并引发了烧毁两栋市委办公楼、砸坏二十辆公务车辆、数千人参与并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严重群体性事件。起因是，二零零六年，陇南曾计划把行政中心搬去另一个镇东江，完成了新行政大楼的征地拆迁；这计划临时作废，引起东江镇耕地被占、房子被拆的拆迁户极大不满，加之信息不公开，谣言四起，最终引发社会骚乱。
在范晓看来，建在高危地带的城镇的确面临迁址的难题，但真正需要整体搬迁的情况少之又少，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防灾减灾机制”，“搬迁不应该以政府利益为依托，不必要一定整体城镇搬迁，可以将危险区居民分散搬迁到周围的安全区，而更重要的是，在相对安全的地段，一定要建立起防灾的机制。”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地震后作出的一份《城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出，中国山区城镇普遍缺少“系统、规范的减灾模式”，而建立这一模式的具体指针包括：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前兆预警、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急响应、居民的应急疏散。
舟曲的悲剧已然发生，无论是由于缺少减灾系统，暴雨没有及时预警，雨后没有及时响应及疏散；还是县城扩张时的选址不当；又或者后来的人为过度开发，人们对最终发生的灭村悲剧无能为力，但至少应该有所教训。
但愿，再没有下一个舟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