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5月7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因調查鐵鍊女事件真相而被迫流亡美國的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近日接受《看中國》專訪，談到他一直在探尋究竟中國每年被拐賣和失蹤人口有多少，直到他從中共官媒上看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800萬。另外，他還提出，5月1日中國出台《人體器官捐贈移植條例》，百姓器官捐贈恐被「被代表」，令人細思極恐。
記者：你提到，2017年《中國新聞網》的一篇報導稱，中國每年有800萬失蹤人口，而且失蹤和失散人口的數量還在增加，人口失蹤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大痛點。你怎麼看800萬這個數字，據你在中國調查鐵鍊女事件的經歷、觀察和分析，你認為中國人口失蹤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趙蘭健：我2022年深入到雲南怒江去探尋被買賣人口家庭，接觸到了幾位買賣人口的家庭的困局。在這個過程，我又遭到了中國達五個省市的警察的阻止我去了解真相。
在雲南某縣公安局和縣委，我所提出關於被拐賣和失蹤人口的具體的數字和私人的聯繫方式的問題。他們說這些信息是一種保密信息，不允許知道，也不允許我打開。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更好奇，就是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失蹤？
我一直想通過各個渠道，想通過網際網路上公布的信息去探尋這個數字。但是很遺憾，我找到的都不是權威的官方信息。那泛泛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中國每年有一百萬失蹤人口，另外一種是中國有兩百五十萬的失蹤人口。我的一些媒體的朋友都認為中國每年失蹤一百萬人口是不可能的。
今年3月，我終於找到了所謂的權威數字，就是中國新聞網在2017年所公布的中國每年有八百萬的失蹤人口。這個數字讓我瞠目結舌，我感覺事情太可怕了。那八百萬的失蹤人口裡面，有多少人是鐵鏈女的處境，又有多少人是胡鑫宇。這是社會上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去打個問號，向這個社會去質疑的問題。
記者：近年來，很多有關中國活摘器官已成為成熟的產業鏈的報導陸續出爐，有報導指，活摘器官已經從針對法輪功群體蔓延開來，包括新疆維吾爾人和年輕人、學生、小孩，你認為中國人口失蹤與這個有什麼關係？
趙蘭健：我認為中國人口大量失蹤與器官移植產業化有緊密相連的關係，也就是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之所以中國的人口失蹤問題越來越嚴重，是因為近些年中國器官移植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無論是中國官方所主導的經濟形勢，還是中國民間黑暗角落所存在的經營方式，都意味著中國有大量的器官移植在各個角落在進行著。
每一個省市都相應的成立了器官移植的匹配中心，這都是官方的，是以紅十字會為主導。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龐大的建築物，了解整個中國器官移植的產業化的趨勢，探究產業化裡面的原材料來自於哪？
中國在這方面的信息是不透明的。雖然我們在一些個案看到一些可能的存在的真相，如胡鑫宇案，但是被中國政府嚴厲打壓了，或者是黑白顛倒。
我作為鐵鏈女案件的唯一的舉證人，期間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我一直週旋於中國的警察國安，在新聞媒體裡，我能親身的感受到這個話題的敏感性，就是失蹤人口和器官移植。
在鐵鏈女事件最火爆期間，我曾經把一些鐵鏈女的相關的信息傳播在微信群，媒體的寫手他們都不敢去看，或者是不敢談論這樣的話題。可想而知，無論是失蹤人口、還是器官移植或者是活摘，在中國當下都是一個最熱點也是最敏感的話題。
記者：中國官媒報導，中國國家國務院總理李強去年12月簽署國務院令，公布《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中國2007年就曾頒佈施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但近年來，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形勢」，為此對原有條例進行了修訂。你怎麼看這個新條例實施的目的？
趙蘭健：我認為這個條例它有一個中心點，就是強調是一個自願行為，也在條例裡面明示了非自願行為，或者是強迫行為的違法性。整個條例公布過程當中，其中的微妙之處是它表面都是合理合法，前提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簽署或者是同意了。但是整個中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一直都是一個被代表的過程。我們從小到大，每一個人的權利上都完全是被代表。
在整個一生被偷竊的過程當中，大家都已經盲目，覺察不到對我們的生命、或對我們人生的意義有哪些方面的侵害。但是器官移植的“被代表”正在降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就說這個華為手機，在出廠的時候就捆綁了一些器官捐贈的軟體，一般的捐贈的軟體裡面的一些選項和同意，以及知情的環節，他做了一些特殊的設置，這是真的。這些已經造成了很大的風波，他們關不上這個軟體的一些選項，這樣的一個截屏就被傳播到外界來。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關於器官移植選項的“被代表”。
未來“器官捐贈被代表”很有可能就會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一個人在一場意外事故當中受傷了，相關的人員就說他已簽署器官捐贈協議。他的器官就已經身不由己，並不需要當事人簽字或家長簽字。因為他的手機已經出賣了主人，這是整個中國現狀的一個縮影。
就是說不管什麼樣的器官移植條例，包括李強簽署的器官移植條例在執行過程中，很可能像中國的攝像頭一樣，在緊要的關頭全部都失靈了。
雖然你沒有簽署器官捐贈協議，但是在微妙的時刻，這些東西全部的證據都在網絡的虛擬世界，你的意志、你的行為、你的權利就被一些系統或者人給代表，這是可能的事情。
由於我們不是一個活摘現場的見證者。但是很多過往的案例和證據已經體現出來活摘這樣的事件在中國不斷發生過。所以活摘器官催生了李強的這個所謂《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那麼器官移植合法化帶來的未來整個社會的變化，是整個人類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可怕的社會現實。
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器官移植，當這個事件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或我們親人身上時，那是另外的一種極其慘烈的景象。
大家能不能想到自己養育了十幾年的孩子，突然有一天腦死亡了，隨後器官就被分配給其他有錢的人。當時你的心情會是怎麼樣？這樣的事情很有可能在中國各地已經發生著，未來還會更合法化的發生。
所以這個問題人人都要關注，人人都要思考這個問題，你是活在一個人類社會，還是活在一個地獄里？！
記者：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於2024年4月為美國首次向FBI提交「涉嫌參與迫害法輪功的部分責任人名單，名單共計81,340人。其中涉嫌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名單9,011人，追查國際提出，中共犯下國家群體滅絕犯罪，特別是活摘器官是一項集體犯罪活動，但醫院主管移植的院長、移植科主任、主刀醫生、護士、麻醉師、負責組織指揮的政法委和610官員、負責關押受害人的警察等人，都是活摘器官謀殺案涉嫌案犯，最終都將被送上法庭接受審判。
趙蘭健：一個犯罪份子或者是其他身份的，甚至是一位普通的法輪功學員，無論他是什麼樣的人，都不可以被這樣對待。因為活摘一個人的器官已經超出了整個人類倫理道德最底層的底限，我是堅決反對活摘器官。
我深深同情法輪功學員的二十幾年的遭遇。哪怕這個人是一個罪犯，是一個死刑犯，他也不應該被活摘，因為把他的器官去賣給一個有錢的人，這本身就製造了不公平。我堅決抵制和抵抗這樣的行為。我認為只要存在活摘器官，那就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實際上在中國，器官移植這項服務不是給老百姓的，而是專門給中共的官員這些特權階層服務的。
記者：你認為如何才能杜絕中國大量人口失蹤，國際社會應如何幫助？
趙蘭健：我認為在大量的人口失蹤和活摘器官這個問題上，國際上所謂的傳統新聞媒體都是缺失的，未來的歷史會給這些所謂的帶著光環的新聞媒體標注上罪惡的符號。
因為我拿到了相關的鐵鏈女舉證證據之後，除了《大紀元》、《美國之音》對我做了採訪外，還有五家國際知名新聞媒體直接要求採訪。其中有三家做了長時間的採訪，至少一個小時的對話採訪。但是都被這些帶著光環的國際新聞媒體壓下。因為在中國落地的國際新聞媒體，都得要爭取到中國政府派發的新聞採訪。他們沒有記者證，就無法在中國落地經營。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謂的媒體記者中間所存在金錢交易行為。新聞媒體記者只要去到中國的某一些事件中心的市委宣傳部去走一圈，只要他不寫這個稿件，只要他把這個稿件壓下,政府機關就會給他一些錢或一些好處。
那我拿到鐵鏈女在中國大陸被壓下可理解。但是有多家的國際新聞媒體採訪我之後，又壓下了，那這是令人難以費解的事情。
2023年我來到美國，曾有美國的官方媒體記者要求我做一個中國走私人口、拐賣人口的談話節目。
一開始，我非常欽佩美國自由社會敢做這個話題。我希望能把我知道的和親歷的告訴給更多的觀眾，無論是中國的觀眾，還是西方的觀眾，讓他們知道中國正在發生著像《中國新聞網》說的每年失蹤800萬人這樣慘烈的事實。希望國際社會關注，從而去拯救那些遭受災難的人。但遺憾的是，所謂的光環媒體和和記者把我的這段採訪都給壓下了。
這是中國普通老百姓沒有辦法看見真相的原因，看不見真相，你就沒有辦法認知；沒有辦法認知，你就沒有辦法去覺醒，就沒有辦法去阻擋山洪般襲來的罪惡。
一個個普通的人深陷在這種罪惡的漩渦裡，當那些恐怖的活摘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你想呼救已經來不及。所以我們都要關心那些被失蹤的人，關心那些可能遭受活摘的人。如果我們去縱容，我們就已經生存在地獄了，那不是一個常態的人類社會，那是一個充滿罪惡的魔性社會。
記者：5月3號是世界新聞自由日，我們知道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公布了2024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排名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72位。您認為中國失蹤人口這個事件跟新聞自由度也有關係嗎？
趙蘭健：是的，我呼籲世界新聞自由日應該是普通公民的新聞自由日，而不僅僅是所謂持證記者的新聞自由日。
記者無國界只關心了持證記者，沒有關心公民記者，因為現在是自媒體時代，很多信息的傳播和得以呈現是因為那些公民記者做出的努力。公民記者在遭受暴力對待的時候，他們更加無助，沒有人替他們發聲。專業的新聞記者，至少媒體平臺還能爲他發聲，聽他說話，替他爭取一些權益。
整個世界的媒體環境正在發生著史無前例的轉變，公民記者或者是普通的人，他們承擔了更多的信息傳播的的義務。持證記者畢竟是一個職務行為是有工資的。但是公民記者去關注一個社會事件的時候，更多的是出於情懷、正義感和個人的努力。在這一點上講，和傳統的記者相比，公民記者更崇高。我呼籲大家對他們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