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筆。（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鋼筆，對現今讀書人而言，恐怕越來越陌生了。鋼筆不是鋼材製成的筆，正如水筆也不是水做的筆一樣。上世紀50年代末，我由小學升入初中，終於跨入鋼筆使用者階層，課堂記筆記，放學後做回家作業，有了使用鋼筆的資格。此後鉛筆只有在《平面幾何》課繪製圖形才使用，每週一次的美術課也還用鉛筆。那時心裡彷彿覺得，鋼筆的使用，等於步入成人世界的標誌。不過時間不久，這點新鮮感也就淡漠了。
我最初用的是金星牌鋼筆，這是當年不少中學生都熟悉的一種，筆尖由金屬製成，這可能是取名鋼筆的原因。鋼筆的筆桿以黑色居多，也有藍色筆桿，鐵紅色與花色不多見，所用材料大概相當於製作電器的膠木，筆尖下有筆舌抵著，筆套上有掛鉤，使得鋼筆可以插在學生裝左胸前的衣袋裡。有愛鋼筆的成年人，喜歡筆桿上刻下一行名句或座右銘。馬路邊有專門為鋼筆刻字的個體攤位，攤主刻出的字跡清晰而絹秀。筆桿內有細長的橡皮管，用於儲存墨水。緊貼橡皮管有狹長的金屬片，只要用大拇指對尾部的彈簧稍加壓力，就可以通過筆舌吸進或擠出墨水。鋼筆若有損壞或零件失落，可以找街頭專門的攤位修配。鋼筆也有不同品格，好的鋼筆稱金筆。金筆當然也不是黃金製成的筆，只是鼻尖含黃金。金無足赤，筆尖上標有「金赤成五」的字樣，表明筆尖的含金量為50%。差一等的可能要算24k金筆，還有一種筆，介於金筆與普通鋼筆之間，稱銥金筆。
起初用鋼筆，作業本上下筆必須仔細，鋼筆寫錯後很難用橡皮擦去。課堂上記筆記，遇有筆誤或寫錯，可以乾脆用鋼筆塗抹，到了考試或測驗，卷面就不宜隨手塗抹。作業本上過多塗抹，老師也不滿意，雖也有專門用於擦鋼筆字的橡皮，但效果明顯比擦鉛筆字的橡皮差一截。我在年少時，凡事往往漫不經心，每次從文具攤買回橡皮，兩天後也就無影無蹤，於是書包裡常常沒橡皮，也不當一回事。課堂上不得不用橡皮的時候，同桌女生的幫助是自然而然的事。有時候在家忘記將鋼筆墨水充滿，幾天後課堂上忽然發現墨水用完，也是向同桌的她告急。女生墨水中斷的概率很小，對我的伸手討墨水，向來有求必應且毫不在意。輸送墨水時，她的鋼筆在上，筆尖對著我的筆舌，筆桿內的橡皮管受壓，墨水順筆尖滴下。中年後，每每見手機屏幕上老狼唱起《同桌的你》：「……你從前總是很小心，問我借半塊橡皮/你也曾無意中說起，喜歡和我在一起/那時候天總是很藍，日子總過得太慢/你總說畢業遙遙無期，轉眼就各奔東西……」聽到此，就想起當初同桌的她，與我輸滴墨水的往事。
那時鋼筆用的都是藍墨水，紅墨水屬老師批改作業專用，黑墨水只有政府機關公文中使用，還有綠墨水，據說是成年男女之間寫情信所用。藍墨水有藍黑與純藍之分，純藍顯得稍淡而柔和，記得女生似乎用純藍居多。無論藍黑或純藍，文具店都有瓶裝出售，那時墨水瓶在尋常人家是必備文具。我家有使用藍黑墨水的傳統，父親一直是用藍黑，我也就繼承了。同學之間墨水互助的時候，起初還問一聲：「你是藍黑還是純藍？」時間一久，也就顧不得那麼多。比墨水更重要的，當然還是鋼筆。父親常用的那支金筆是「關勒銘」，進口的名牌金筆有「派克」，但對中學生而言是奢侈品，自然也無人問津。國產品牌的金筆有「永生」與「英雄」兩種。初中升高中的那年暑假，接到郵差送來的錄取通知書，幾天後父親給我買一支金筆，就是「永生」牌。「永生」的筆尖更細小，而且被筆桿的端部包著，只露出筆尖像芝麻大的那一小點。筆套系金屬製作，大概是不鏽鋼的質材。
伴隨我一起進入高中的，自然是那支「永生」牌金筆。高中時男女生不同桌，我開始坐最後一排，前排是兩名女生，再前排又是男生……。如此間隔，不知是誰的設計？班主任是女性，剛從外語學院俄文專業畢業不久，校長是早年聖約翰大學出身。坐在我前面的女生H，高中三年，雖每學年座位有適當調換，但巧的是從高一下學期起，直至高三畢業分手的兩年半時間內，她和我日復一日一直是一前一後伸手可觸，我的課桌始終緊靠著她的座椅背。H的俄文讀音流暢且音質柔和，優於同班的絕大多數。倘使課堂上我的「永生」墨水中斷，多半是向她發送一個微信號，接著就把「永生」從課桌邊遞給她，讓她往筆尖滴入幾滴墨水。有時候自修課上，她會轉過身來，一手執筆將墨水滴入我手上的「永生」。那時高中生熟悉的蘇俄名曲如《小路》、《燈光》等，常常走路時也哼唱著。這類戰爭時期的情歌旋律優美，彷彿暗喻著剛步入青春的一批人內心萌動的某種意識，然而在那個時代，男女生之間就連遞一張小紙條，也只能偷偷摸摸，還需要鼓起勇氣。忘了是在高二還是高三那年寒假結束，新學期開學第一天，分別已久的同學又聚一堂，大家心裡雖高興，彷彿又不自覺地掩飾著那份愉悅。那天H穿著一件過年穿的新棉襖，罩在外面的是藍、綠為底色的花布。那個時代的女學生，通常沒有勇氣選擇這樣的花布，然而穿在她的身上，竟是出乎意料的雅緻得體，都市少女特有的清麗與風韻全襯托出來了。
這突如其來的美就在我眼前，好像增添了一絲微妙的陌生感，讓我一時不知所措，不由得拘謹起來，以至對她說話的勇氣也減去一半。幸好我坐在她的身後，也許我可以找個藉口：「鋼筆沒墨水了！」然而開學第一天，怎能找這個藉口？她大概感覺到我忽然變得木訥。上午最後一課的鈴聲響起，在我匆匆回座位的時候，她輕輕伸出一隻腳絆了我一下，臉上卻是若無其事的樣子。頓時，我心裡好像一塊石頭終於落下。此後的漫漫歲月裡，每當憶及那一幕，我就想起陸放翁膾炙人口的名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中三年，轉瞬即逝。最後的日子是參加全國統一高考，連續三天在考場，全靠那支「永生」牌金筆。這一年的8月下旬，同班的語文課代表，將北京某高校的錄取通知書送到我家。通知書規定，8月底必須到學校報到，父母開始忙著替我準備行裝。全班40餘人，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僅6人。我前座的H沒能錄取，捱了一年知道走投無路，只得報名「支援邊疆建設」，此時離文革爆發僅一年時間不到。她離開上海的消息，我是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期才得知，此時我們之間已隔著千山萬水，這個消息使我陷入默默的惆悵。曾經青春期的騷動，受著意識形態的壓抑，這種壓抑無聲無息又無處不在。一旦逝去，也就永遠逝去，從來就沒有「來日可追」的可能。多年後，深感自己的情思寄託，依然在那首《同桌的你》，有時獨自凝聽入神，禁不住就有點如痴如醉：
……誰看了我寫給你的信，誰把它丟在風裡/從前的日子都遠去，我也將有我的妻/我也會給她看相片，給她講「同桌的你」/誰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誰安慰愛哭的你/誰把你的長髮盤起？誰給你做的嫁衣……
我的那支「永生」金筆，自然又帶到大學裡繼續使用，直到我的讀書生涯實際結束，使用率也隨之下降。在老三屆人的眼裡，我屬於「文革前大學生」，這個標籤似有「貨真價實」的含義，然而事實上那時在大學究竟能學得什麼？我遠比同時代的大學生更清醒。理工科、醫科的狀況尚差強人意，社會科學類的課堂全是大一統的景象：社會學、政治學於1952年即已鏟除，剩下的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學就是「再生產理論」；法學就是階級鬥爭；史學則是根據革命需要……。牆外的人無法窺知牆內封閉的真實，恐怕也難接受我的「奇談怪論」。文革爆發，所有學業全部中斷。許多滿腦漿糊的「文革前大學生」，張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以為這就是學問。類似的荒唐，毋須一一贅述。如此不幸，正如當初剛進高中接觸外語，而我們偏偏被分到俄語班一樣，沒有選擇的自由。進了大學，就連蘇俄名曲也已消失，因為那屬於「修正主義」。而今在大學，俄語早淪為少數語種，無論生活或課題研究，俄文全然失去意義。
大學課堂裡，再沒人與我輸滴鋼筆墨水，我也沒有受輸墨水的需求。課堂講授的內容大多索然無味，學問的成色甚至不敵高中階段純粹理性的《解析幾何》與「高次方程」，唯一值得稱許的，是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於是我的閱讀無政府主義重新抬頭，並將重心轉向外國小說，漸漸鍾情於法國與舊俄時代的中短篇。可悲的是，文革尚未開始，外國小說即飽受詬病，上下一致公認這些小說充滿「封資修的腐朽思想」。中年後，我為自己青春的無端損耗，漸漸萌生痛惜之情，事實上就連我的「永生」金筆，也失去用武之地。直到改革開放開始後，隨著出版業的興旺與歐美學術經典的逐漸傳入，才藉助閱讀面的開拓與思考，對原先專業基礎有了不斷更新與深入的認知。1986年起，我開始給專業報刊寫稿，用的是大開面稿紙，那支「永生」金筆，居然「東山再起」，此後一發不可收。
不知不覺斗轉星移，往事俱已遠逝，而今曾慣用鋼筆的人還有幾許？大中學生用的都是水筆。水筆結構簡單、成本低廉，同學間傳輸墨水的微妙情趣，也早已不復存在。公司寫字樓與機關裡的中青年一代，就連水筆的使用也稀少，電腦網路可以取代一切，只有像我這樣保守的人，總覺得鋼筆似乎還連著「同桌的你」，雖也常在鍵盤上敲敲點點，心裡還是難忘我的鋼筆。上世紀90年代以來，住所數次搬遷，丟棄的什物與書籍不少，唯筆盒裡的幾支鋼筆還保存完好，其中包括我的那支「永生」金筆。
當年的課堂內，幫我給鋼筆輸滴墨水的人，如今又在哪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