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9-01-26 00:40:58作者：格丘山
挫文"為暴力辯護"發表後，受到部分讀者的肯定，但是也受到反彈。使我感到驚訝的是，被共產黨看成暴力網刊的XXXX，還有海外以思想自由開放著名的，我差不多送文必登的XXXX都沒有登這篇文章。由此感覺，暴力的領地可能還是中國文人，甚至海外民主人士諱莫如深的領域。如果再看看反對暴力的寫手中包含著名寫手劉曉波，余傑，蘆笛等等一長竄名字，就可以知道中國人對於這個曾經使他們付出沈重代價的強烈手段，對於他們為此所受的歷史欺騙和被騙後的失落仍是刻骨銘心。
所以如果要使人民反暴力的正當權利能夠在太陽中正大光明的高視闊步，看來還須繼續論證和努力，正是這個動機構成了我寫本文的主要動力。
為了避免先入為主，我首先忠實地列出不同意人民在專制暴力下具有用暴力抗暴權利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
1。中國清朝時製造業產品是世界第一，佔據了世界總產量的33.2%，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是第一百零七位。
如果清未中國不走孫中山暴力革命，毛澤東暴力革命，讓清朝走改良道路，中國人民這百年來所受到的戰禍人禍不就減少大半？而且中國目前經濟上，司法上，政治上，尤其在道德上，貧富差別上的情況會好得多。
所以暴力不是一條好路。
2。在現代武器條件下，暴力革命就等於用人去餵子彈，餵原子彈，成功的希望等於零。
3。暴力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更壞，中國歷史上每次暴力革命前後人民都遭到更大的災難，暴力革命不能創造一個民主公平的社會。
4。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好死不如賴活，政治家欺騙老百姓去流血，去死亡，可是政治家像毛澤東， 蔣介石等自己卻不去死，人民不能再上當了。
5。 冤冤相報何時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彌陀佛。
在正式回答這些理由之前，讓我們先做一些邏輯的準備工作。
世界上其實並沒有一個適用於任何情況任何時間的絕對正確的理論。一個理論的正確與否不但決定於它本身的邏輯和生命力，還決定於在什麼情況，什麼時間，什麼條件下去運用它。
正像挫作"為暴力辯護"中結論的：
"暴力是解決人類衝突的一種形式，它需要付出沈重代價，在有其它方式時應盡量
不用。但是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暴力是幾乎唯一結束和解脫人們上一時代痛苦的方
式。無限忍耐有時會將問題壓迫到一個最後極端暴虐的總爆發，產生更大的災難。
用有限暴力逼迫施暴方退讓、改革、甚至分裂，在大部分情形下都可以有效減少結
束上一時代專制所必須付的代價。"
採用何種方式結束上一時代的不公平制度，不是文人坐在樓閣寫論文就可以指點江山，而完全取決於當事人所處的條件，處境和統治者的開明程度所形成的綜合平衡。對於一個可以用民選去改變的政體，對於一個關心民生的封建甚至專制政體，甚至對於一個犯了嚴重罪行，而願意和正在努力改正的政體去運用暴力顯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對於一個視民生、 民權、民命如草芥的政體，對於一個封鎖一切民意、 民權、民冤的渠道，封鎖一切改革可能，迷信於武力、鎮壓和殺戮的貪污政體，那麼只訴求於和平請願顯然也是不明智的。
那麼什麼是我們面對的實際處境呢？
我們現在不是位於大清末年的中國社會，也不是位於國民黨時期的社會，我們的實際情形是：
從大清朝出來的中國和她的老百姓，先在不當亡國奴，強國救國的慷慨激昂中，一團混戰；中在打倒富人，解放窮人的殺戮中，殺了一堆國民黨，富人和反革命；現在在先富起來的共產黨的押解下，在毛澤東革命時留傳的索鏈的桎梏下，走上了暴力的不歸路。這一本血淋淋的歷史不是用暴力在殺別人，就是自己被暴力綁架，在暴力的羈索下失去基本自由。
我們無法去證明和分析如果當初中國人不聽綁架者的欺騙，不去用暴力殺害別人，今天不被暴力綁架，中國和中國人會怎麼樣。因為影響歷史的因素太多太複雜，用一個回覆的假定邏輯去推理它，往往始於毫差，失之萬里。歷史是永遠不能假定的，我們面對的只能是每一個歷史選擇的確定不移的事實。我們今天也不是和一批文人在梅林竹園中對酒賞月，高論明天去那裡遊山逛景那樣瀟灑地，對中國的和自己前途去做出選擇。我們的實際情況是在被刺刀押解的暴力的路上，考慮我們怎麼辦。
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一個嚴肅和必須碰到的問題是，一個致力於讓共產黨人富起來的國家，為什麼要專政？ 為什麼要有講假話的宣傳部？為什麼不讓人知道真像？ 為什麼不讓人講話？為什麼要用武力對待不同的意見？如果當年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專政對象是富人，和所謂保護富人的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那麼一個放棄了革命，自己變成了富人的國家，它的專政的目的和對象是誰呢？
不可能還有別人，如果敵人已經不是富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麼剩下的只有一個群體，那就是全部的被他們排在分食中國這個美味佳餚之外的，眼睜睜望著他們變成巨富，而被他們看成紅眼病而精心提防的中國人民。
不管今天，當我們回顧毛澤東世界革命的時候，發現他的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有多錯誤、多荒唐、多殘忍，但是對於一個革命團體，在革命的非常時期需要實行專制和專政，要求人們貢獻自己的自由權利，去打倒它的敵人，還是順理成章的。而今天對於一個致力於讓少數人富起來的國家，要一黨專政，要剝奪人民的言論，思想，選舉權利？ 不管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還是資本主義理論？都狗屁不通，這裡能做的唯一解釋就是為了對付老百姓，讓人民沒有權利去幹涉他們的花天酒地，貪污腐化，干涉他們用權力掠奪財產，因此共產黨的政權性質已經赤裸裸地墮落成反人民的反動專制政體。
分析到這裡，我們可以結論：如果說毛澤東的專政暴力是欺騙性的專政，逼迫和哄騙人民去神經兮兮的和他塑造的假想敵人作戰，那麼現在的胡錦濤專政就是用暴力赤裸裸的對窮人專政，捆綁窮人，剝削窮人，不准他們亂說亂動的反動專政了。這就是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所處的無法狡辯，也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和道義困境，也正是這些共產黨富人，夜不能寐，心裏感到發虛的原因。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和諧的虛偽和背後所藏的殘忍的本質的原因。
這個處境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一群乘客在飛機上受幾個首領的挑動，將服務不好的機務人員殺死了，然後這些原來PROMISE 要將大家送到目的地的乘客首領自己變成了綁匪，控制著飛機，為所欲為。飛機已經失去了航向，不向任何目的飛去，飛機上的乘客成了被新綁匪控制，沒有自由的HOSTAGE。中國的老百姓現在的心境就是這個HOSTAGE的處境，而共產黨的心境就是一批拿著刺刀和槍押解著HOSTAGE的綁匪和強盜的心境。
因此我們現在面對的真正面題是，一個從暴力中殺出，而墮入更不平等的暴力桎梏下的奴隸，一個被暴力押解著的所謂公民， 一個在飛機上被暴匪綁票的人，一個被困在黑暗的山洞裡的人應該怎麼辦？只有在這個面題下我們才能正確地找到我們應對的答案。
第一個回答是過去被欺騙了，讓我們去斗這個，殺那個，結果鬥到最後，自己卻成了被綁票的黨奴，我們不能再去用暴力反抗了， 用暴力反抗能夠給我們自由嗎？
這種思維明顯來自毛澤東死後，由對毛澤東的暴虐，對共產黨欺騙的失望，轉移成了對暴力有效性的懷疑。幾十年你殺我搶帶來的除了災難以外還有什麼呢？對於從毛澤東社會步出的人這是一種最自然最普遍的感情，一種幾乎無法擺脫的，包括作者本人也曾經墮入的學者感情，也就是今天最具普遍性的反對用暴力推翻共產黨專制統治人所持的理由。
這個理念對於一個自由人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對於一個已經被綁票，也不可能有警察來救他們的綁民來說，對於一個奴隸，對於一個困在黑暗的山洞裡的人卻是百分之百錯誤的。因為這樣做的潛台語就是，永遠當綁民，永遠當奴隸，永遠困在山洞裡，這個理念無疑是統治者最歡迎的福音，對於窮人卻是最殘忍的無期徒刑的判決。
這種理論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是正確的，那就是持這種理論的人能夠指出一條用完全和平抗爭的方法為綁民，奴隸取得自由，找到走出被困的黑暗山洞的道路。
可是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專制政體在沒有壓力的條件下能夠自動向民主轉變，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個思想僵硬，迷信暴力，以謊言治國的政黨更沒有可能。被這樣的政黨用暴力捆綁起來的人民，如果要獲得自由，只有反抗，包括和平反抗和暴力反抗，來逼使共產黨改變，如果共產黨堅決不肯改變的話，那麼就只能推翻它的統治。
那麼這樣做是不是冤冤相報呢？這裡陷入了另外一個不顧條件亂用結論的邏輯錯誤，冤冤相報是在共產黨已經下臺，或者已經承認錯誤後的正確思維。但是對於一個被共產黨騎在頭上的奴僕，而且共產黨不但不肯下來，還在不斷地表達要繼續騎在奴僕的頭上，不斷地叫喊如果奴僕不聽話，就要殺頭的時候，有一個奴僕對其他奴僕大叫你們不能冤冤相報，難道這不是神經錯亂？或者別有用心嗎？
現在我們觸及到反抗會帶來的可能犧牲的問題，是的，奴僕反抗是有可能以生命為代價的。生命對於一個人是無價的，為什麼我們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去為別人賣命，而讓將來的政治家和人民去享受我們用生命換來的民主和自由呢？
筆者在隨筆"生命無價"中寫過"人啊，請珍惜你自己的生命。面對懦夫、怕死、自私、不道德、不愛國、不愛上帝的種種壓力和欺騙，請勇敢地保衛自己的生命。"。這段話是針對被政治家，野心家等的壓力和欺騙的民眾而言的，這段話對於一個自由人來說，它的正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對於一個已被暴力的繩子捆綁住的人來說卻完全不適用，因為這裡這個人面對的不是自己接受不接受政治家，野心家等的欺騙的問題，他面對的是怎麼去掉身上的繩索，變成自由人的問題。在這個形勢下，生命權利屬於自己的原則沒有變化，人仍是他生命的主人，沒有另外一個人，一個法律，一個理論可以強迫這個人去死，去反抗。是他自己，必須在可能的死和作奴隸之中做出抉擇，他面對的生存環境，也就是911時被綁票的的美國飛機乘客所面臨的生存環境，911飛機乘客選擇了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來決定怎麼辦？同樣面臨著中國這種不公平的生存環境的中國人，也必須自己來做出悲壯的抉擇。
這個選擇的全部意義是做奴隸，還是拚命？ 如果選擇拚命，就有可能死，而讓別人去享受可能有的自由，這就是人類崇高的，被很多詩人和歷史歌頌的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一種理性和犧牲精神。
這裡我們用的是可能得到的自由，因為這種拚命完全有可能失敗，也完全有可能需要多次反抗後才能將這批綁匪趕下臺，而且它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結束現在綁票人的綁票地位，並不能保證這些綁票人被趕走後，帶領人民反抗的人，不會成為新的綁票人民自由的綁匪。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持反暴力反抗人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暴力反抗不能必然帶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暴力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更壞，中國歷史上每次暴力革命前後人民都遭到更大的災難，暴力革命不能創造一個民主公平的社會。
這個擔憂不是多餘的，而且對於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和人民的素質來說這個風險遠遠大於百分之五十。與飛機綁票的例子非常不同的是，被飛機綁票的乘客都是從不同地方來的隨機人，他們與綁票暴徒都是非常不同的人，因此他們在征服綁票暴徒後自己再來綁票其他乘客的可能性會低到地球與別的星球相撞差不多。而中國的情況很不同，中國的乘客在中國暴徒統治下已經生活幾十年，所有的欺騙，不法手段，享樂方式，暴力……都已深入骨髓，駕輕就熟，所有的道德和信仰都已摧毀，他們只是沒有足夠的機會和權力來實踐，一當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能夠變成聖徒的可能性，並不樂觀。
不過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面臨的是比基督當年在用大愛去拯救大喊著燒死他，用石頭扔他的子民時更無奈，更慘痛，更心碎的邏輯死扣。
一場犧牲可能換來新奴役，而無止境的忍受下去，奴役時間愈長，這些被奴役的子民的道德和信仰就會被摧毀得愈徹底，而潛移默化成一個離當年上帝造成的亞當夏娃愈來愈遠的，一個我們祖先無法再認識的一種非中非西，非人非畜，以欺騙為常，以奢侈為榮，以阿諛為智，以荒淫為樂的一個新物種。
這才是中國人面臨的真正的比反抗帶來犧牲，反抗可能失敗，更惡劣更令人擔憂的處境：那就是中國人即便打敗了綁匪共產黨，也很難戰勝那個心中妒羨共產黨榮華富貴大權在握的誘惑，一個羊殺死狼後自己成為狼的誘惑，一個撒旦送來的人心的誘惑。
這就像一個困在黑暗山洞裡的人，不沖，就在這個黑暗山洞中待下去，而衝出去，可能沒有衝到外面，就死了，而最令人沮喪的是即便衝出這個山洞，外面可能等待是另一個山洞。
哪裡是中國人的路啊？
怎麼辦呢？難道因為前程的各種惡山難水，我們就甘心永遠在這個黑暗山洞裡待下去嗎？難道我們就甘心被綁匪永遠的劫持下去嗎？人類與其他高級動物不同的，就是人是總懷抱著希望，總是要向前走的一個動物。人如果離亞當夏娃的本性愈近，那麼他選擇沖的可能就愈大，因為上帝除了在他造的人的身上放上了使人生存的七情六慾之外，還放上了，一種在必要時不計利益的對光明，真理，自由，平等的嚮往，一種好奇，一種賭博的秉性。不正是這種秉性，亞當夏娃才偷吃了禁果嗎？除非共產黨能夠將中國人徹底改造成一種只知利益，工於算計，沉溺享受的鼠目寸光的畜類，那麼他們在中國的統治才能千秋萬代，否則那個反抗是或遲或早會來的。
在這場大決戰中，反抗人最凶悍的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自己內心中那個貪婪，那個駕於萬民之上，那個光宗耀祖的誘惑魔鬼，而共產黨最最凶悍的敵人不是他們防患未然的窮鬼，而是窮鬼心中追求光明，真理，自由，平等的那個天使。只是這個大決戰如果來得愈晚，那麼雙方必須付的代價就愈慘烈。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沒有論證，那就是人民反抗共產黨的結果是不是去餵子彈，餵原子彈，成功的希望等於零。其實在我們走到理性那樣深的層面，再回過頭來討論這個現實世界的功利問題時，已經有點顯得蒼涼，不過既然它是不少人的懸念，我們還是應該來完成它。
餵原子彈與忍辱負重當奴隸是兩個極端，當統治者選擇用原子彈殺人民的這個極端時，這個世界也就離毀滅一尺之距了。何況將人民都殺光了，專制者統治誰欺負誰剝削誰去？人類如果因為分配不均而無法擺平，最後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這個悲劇已經超越了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到那個時候，能夠欣賞這個悲劇的只有上帝本人了。
分析問題的人往往最容易抓住最容易抓的極端。就像在一場暴風雨中大叫暴風雨不能停，如果停了，將來永遠不下雨了，我們喝什麼，來危言聳聽一樣。可是歷史不管在怎麼嚴酷的情況下，總能找到它的出口，因為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千萬種其他可能變化。從古到今，人民在力量上與統治者的武力相比永遠處於絕對的劣勢，這不但現在是這樣，而且古代就是這樣。那麼為什麼古代的王朝一個個成了大江東去流水，空留文人騷客把酒臨風，賦詩懷古呢？這就因為一個王朝的滅亡，不只是看二方面力量的對比，當王朝中興時，人心所向時，人民是很難動搖它的。但是當它壞事做絕，成了枯木朽株時，就是它的滅亡之日到了。因為在這個政權中活動的也是人，一個壞事做絕的政府，命令向人民開槍，就面臨著軍隊違抗命令，甚至倒戈的危險。而且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能夠想像一個政府命令向人民扔原子彈時，它內部不打起來嗎？ 慌淫無度的古羅馬政府的淪亡並不是反抗的力量使它滅亡， 而是它惡貫滿盈，時間到了。
應該說，在絕大部分的情形下，政府在人民的有限反抗面前，都會妥協、讓步、改革、分裂、倒臺。而那種人民永遠忍辱，使政府發展到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情況，或者政府死硬，毫不退讓將國家逼入刀山火海的最後的拚命的情況，是概率非常低的二個極端。如果中國民族的命運必須面對這二個極端中的任何一個，那就意味著歷史和上帝非常近於拋棄這個民族了。因為這兩個極端，無論人民在一個專制政府的奴役下轉變成畜類，以畜權"安居樂業"下去，或者面對人民的反抗，政府用原子彈與其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這已經超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而應該作為人類這個高智生命在地球失敗的恥辱寫入人類史了。
本文結論：
1。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統治中可以採取的方法。那種絕對強調暴力和非暴力的極端都是非理性的，至於應該採取暴力和非暴力的方法應該決定於時間，地點，本身的處境，統治者的妥協程度等等。
2。一個絕對不妥協，沒有人性，以自己利益唯上的殘酷的統治集團，會將人民向暴力反抗的極端壓迫，至於人民忍受的底線到什麼程度，決定於這個民族的素質。
3。在現代的國際環境下，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愈來愈發展，統治集團在人民的有限反抗下會土崩瓦解的可能就愈大，而走向軍隊死拼的最高形式，那種雙方擺開戰場的螞蟻大戰的原始形式，在現代的國際環境和人類的文明下出現的可能正在變得愈來愈小。
3。歷史對中共滅亡的判決是必然的，至於中共滅亡是死於暴力或者非暴力的形式，還是兩者綜合，不是任何個人決定的，更不是寫文章的人可以煽動和決定的，它決定於人民可以忍受的程度，統治者的殘忍和理性程度。一旦歷史讓人民選擇了一種方式，這個國家的人民就要承擔這種方式所付的代價：選擇絕對無限忍受，國民性就應該接受愈來愈孺弱，愈來愈屈躬卑膝的畜性轉化；選擇暴力反抗，國民就要承擔流血犧牲和前途的不確定性。
4。舊政體的滅亡，不意味著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必然出現，甚至不能保證一個比舊政體好的政體出現。 新政體的性質決定於這個民族目前的綜合素質，決定於中國目前民族的道德政治信仰的綜合指數是不是能夠足夠導向中國到一個公平，透明，自由的政體。
5。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共產黨的滅亡，而是中國民族的思想道德理論的重建。就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來說，專制政權已經足夠腐爛，它的滅亡條件已經早已成熟，但是中國人民的民主理念、道德、和信仰，離能夠成熟的將一個腐爛的中國帶向一個光明的未來的理論準備、心裏準備、道德準備尚遠為不夠。從俄國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視點看，這個國家的人民能不能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難，是對這個民族真正的考驗。
從更本質上說，中國人面臨的最可怕的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與共產黨的敵人相同的敵人，那就是在長期的不公平、殺戮、欺騙、道德淪喪和苦難後變得非常殘忍、非常貪婪、非常自私、非常狡詐的在自己胸腔中跳動的那顆自己的心。
